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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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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冯家河到我住的村子单程八十华里。我带着粮食往回赶的时候，在离冯家河还有二十里的地方看见一个死孩子。
孩子被“撂”在黍子地里，奇怪的是这孩子没按规矩放好，他侧卧着，一条腿弯曲着，一支胳臂压在身下，另一支抱在胸前。我没敢多看，急匆匆走了过去，甚至没看那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前行不到五百米，是一处坐落在山沟里的小村子，我模糊记得只有七八户人家。村头上一户的院子里传来阵阵女人的哭声。我渴得厉害，就走进院子，院子里有不少人围着一个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一个婆姨过来问我要什么，我说要喝水。她进窑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她对我说那女人的孩子死了，他们刚刚把孩子“撂”了，她还问我看见那孩子没有。我回答说看见了。这时我多了一句嘴。我问她为什么没把孩子放好，她说放好了。我说可我看见那孩子是侧身躺着的。听了我这话，那女人不哭了，她看了我一眼，就披头散发，号叫着，发疯了似的往外跑。院子里其他人也跟着她跑，给我倒水的婆姨对我说那孩子是放好的，他自己翻过身，说明那孩子还没死。听她这话，我也跟着人群往外跑。到了放孩子的地方，一切都晚了，孩子没有了。二十米外是一处断崖，一条明显的拖痕消失在断崖边。
我走出很远还能听见那女人撕心裂肺的凄惨的哭声，实际上那哭声跟了我好几十年。
二.
贫困的一个侧面就是缺医少药，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用很大的力度向农村推行新医疗制度和医药常识，但是，国家当时家底太薄，很难改变边远地区医疗落后的状况，陕北就是如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文革”之初曾发出“彻底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和城市老爷医院”的怒吼，看来毛主席是体察民情的。但是毛的话过于偏颇了。当一个国家没有能力在全国各地建立先进的医疗体系的时候，她只能把医疗和疾控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为城市人口密集，一旦爆发瘟疫，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城市是国家的窗口，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有虚荣心。更何况那时的基本国策是“城乡二元制”，即：优先发展城市。这项国策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完全打破。
“文革”初期，力图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态的努力是“送药送医下乡”。从城市向农村派出过大大小小的医疗队，但从后果看，不啻杯水车薪。送药下乡的效果也不理想，从前是没有药，现在有了，但品种和数量都少得可怜，更是杯水车薪。另一项努力是在农村建立“赤脚医生”制度，并大力推广中医，中草药疗法。但成效仍是微乎其微。那时陕北“赤脚医生”的人选都是当地农民，文化程度很低，有些人连整段的医书都看不下来，更谈不上医治技术和临床经验了。
在一些边远的乡下，人生了病，只有听天由命。
孩子也不例外。实际上孩子的死亡率更高，和成年人相比，要抗拒死神，孩子是太稚嫩了。
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的父母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没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没办法，只有等死。
于是跳神，算命大行其道。“文革”也制止不了。
三.
一九七零年的春节我是在陕北乡下过的，其他的北京学生都回家去了，我那时没有家，就留在村子里。
春节前，村里大多数人家都请我去帮着杀猪，他们说我力气大，是个好帮手。其实，村里的汉子个个比我力气大，他们让我帮忙的目的是照顾我，因为帮忙杀猪的人可以在主人家“敞开的”吃一顿新鲜猪肉。
一天，队长贾治福找我上他家杀猪。我到贾家时，贾治福正在磨刀，慢吞吞的，似乎并不着急，直到他兄弟贾治银的婆姨抱着孩子来了，他才示意让我动手。杀猪这行当我已经有些经验了，我先打开猪圈门，猪可不傻，它已经预感到大限临头，嚎叫着往圈外跑。我使一个绊儿，把猪绊倒，随即一手揪住猪耳朵，一手抓住猪后腿，一用劲儿把一百五十斤左右的活猪提起来，放在事先备好的炕桌上。炕桌的沿儿要正好齐猪的前肩，使猪头和猪胸伸出炕桌之外，这样才好放血，靠前靠后都不行，这活儿我干得很在行。贾治银婆姨抱着孩子一直站在旁边，我以为她是来看热闹的，没在意。这时贾治福应该先把一只瓷盆放在猪脖子底下，再拿杀猪刀攮猪，当他把刀拔出来时，猪血就会流到盆里。可奇怪的是贾治福没放瓷盆就把尺把长的刀子捅进了猪的胸口。一直嚎叫着的猪开始惨叫，那声音挺吓人。贾治福没立刻抽出刀子，而是回头朝贾治银婆姨努了努嘴。贾治银婆姨立刻弯下腰，把手里抱着的孩子塞到猪脖子底下。孩子当时就吓哭了。贾治银婆姨两三步绕过猪头，从另一边把在猪头下挣扎的孩子拖出来，重新抱在怀里，嘴里喔喔地哄着吓坏了的孩子。这时，贾治福才拉过早已准备好的瓷盆，放在猪脖子下面，并拔出杀猪刀，把猪血放进盆里。这一幕我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贾治福这是怎么回事儿，他笑了笑不回答。第二天，我在村里遇见贾治银婆姨，问起这件事儿，她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贾家是村里的大姓。陕北农民虽说善良纯朴，日常生活中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几千年遗留的旧习陋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扫掉。贾治银是贾家兄弟里最忠厚的，患有柳拐病（一种地方病。陕北的水源附近常长着红柳，从小喝红柳根浸泡过的水会导致骨骼变形），走路一瘸一瘸的。贾治银家就在公路边上。前些天，一个过路的到贾家要水喝，正赶上贾家吃晌饭，贾治银就请他一块儿吃。那人吃过饭，心存感激，悄悄对贾家夫妇说他原来是个算命的，现在文革了，不让干了，可为了感谢贾家，他打算偷偷地给贾家算一算。这人在贾家窑里窑外转悠了一圈.说有一股凶气，这股凶气会应在贾家孩子身上。贾治银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儿。大儿子贾兰儿已经九岁了，是村里最老实最听话的孩子。小儿子叫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时他只有三四岁。算命的后来指着贾治银的小儿子说：就是这孩子，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如果不设法破解，定有性命之虞。这番话说得贾治银夫妇慌了神儿，赶紧请教破解办法。算命的说最简单的法子是找个替死鬼，不见得非得是人，猪狗羊都可以，还说过年杀猪就是个机会，最后把具体做法教给贾家就急匆匆走了。这种事儿那时候不能声张，算命的说自己家的猪不能替，贾治银就私下里找他大哥贾治福，商量用贾治福家的猪当替死鬼，于是就有了我在贾治福家看到的那一幕。贾治银婆姨讲完了还叮嘱我“别对村里人言传”。可是我们都没料到那算命的只算对了一半，应那“血光之灾”不是贾家的小儿子，而是大儿子贾兰儿，不出四十天这孩子就要大难临头了。
四.
C是我的同班同学，高级职员家庭出身，父亲是外贸部的谈判代表，母亲是中学教员。C从小就受过良好教育，他的数理化和外语成绩在班里都名列前茅。不仅如此，他还受过良好的艺术熏陶，从小就会拉小提琴。在我还爱听流行歌曲时他就已经只听交响乐，钢琴曲，提琴曲一类的经典音乐了。上中学时，C家和我家都在当时的北京西郊（动物园—木樨地一线），距离不远，所以我们关系也较近，尤其是文革期间，政治观点一致使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C从小体质就差，我们俩当时身高都是1.78米，我的体重在115—120市斤之间浮动，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我也算瘦子。但是C的体重只有100—105市斤。C生来多病。他的父母又很注意孩子的健康，C一生病就送医院，结果C就积累了比同龄人多得多的医疗诊治经验。
我和C还有当地老乡
C原来在二道河知青点儿，点里有八个知青。知青点其实有不少弊端。对外，知青抱团，由于生活习惯，文化程度，社会环境的巨大差距造成知青与当地老乡之间很深的隔阂。说实话，大部分知青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农民。对内，分帮分派，亲疏分明，利益所致，矛盾重重。到了一九七零年春节后，C实在不愿意再在知青点待下去，就向公社申请搬到我这来了。
C的为人比我随和，很快就和村里的老乡混熟了。村里人不久又发现C不但懂些医道，而且手里经常还有些常用药。没出两个月，C就成了村里求医问药的主要对象了，在求医问药的人里就有大队赤脚医生宋德贵。
由于农村的落后和闭塞，求医问药有时也会出笑话。
一九七零年夏季的一天，队里安排我和C去地里锄苗。在陕北的农活中，锄苗算是轻活，在男劳力不足的情况下都是安排婆姨女子（“子”读轻声，“女子”就是未出嫁的姑娘）去干。我和C是受照顾对象，经常和女人一起干活。
那天，和我们一起干活的有一个老郭婆姨，她在村里也算一号人物。老郭婆姨的丈夫老郭当时有五十多岁了，年轻时干过刘志丹的赤卫队，是一九三五年的老党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民国勒斯四（二十四）年，就在阻止（组织）”）。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老郭被编入红军的正规部队，在陕北土改分地之前，当过红军师里的司务长。土改后，老郭说什么也不当兵了，非得回家种地不可。就这样，老郭到我在陕北时还是一个农民。陕北象老郭这样当农民的老红军不少，遍地都是藏龙卧虎。老郭虽说是普通农民，但是当年的老战友里当大官的人不少，还念及战友之情，时常邀约老郭。老郭也乐意走动，去过不少大地方。有些老战友劝老郭留在大城市里，可老郭乡土心太重，非得在乡下过活不可。老郭婆姨比老郭小十多岁，跟着老郭见过不少市面，比起村里那些一辈子最远就去过县城的婆姨们当然见多识广。他们两口子有时还能跟我们聊点儿“大地方“的事儿。
田间休息的时候，宋德贵来找C，说到村里一个孩子左耳很疼，他问C怎么处理好。C说这可能是中耳炎，建议领这孩子去县医院做个简单的小手术。当时的乡下人认为动手术就得开刀。C说没那么吓人，医生只不过是把一个小器械插进孩子的耳朵，把耳朵眼儿撑开，再用药水儿灌洗，把里面的脏东西冲出来，耳朵就不疼了。婆姨们听了都惊讶地说“如今这医院真了不得，还有撑耳朵的东西呢。”C说：“还有撑嘴的。如果你的嗓子有病，医生会拿一个东西把你的嘴撑开，就能给嗓子治病了。”婆姨们更是啧啧有声。这时老郭婆姨突然插嘴说：“我没见过撑嘴的，可我见过撑女人的，能把女人那地方撑这么大。”她用手比划了一下，足有洗脸盆那么大。婆姨们哄堂大笑，一个婆姨笑得喘不过气来，捅了老郭婆姨一拳，说：“你瞎说呢，撑那么大，还不把人撑死了！？”老郭婆姨说：“我可不瞎说，我在西安的医院里亲眼看见的。”
“你亲眼看见的？那里边什么样？”
“那里边呀，红的，绿的，花的，可好看了。”
“什么？还有花的？花的是什么呀？”
哈哈哈，哈哈哈……
宋德贵看着那些笑得前仰后合，擦鼻涕抹眼泪的婆姨们，又看看我和C，笑着摇摇头，走了。我和C就只有跟着那些婆姨们傻笑。
C刚来时，跟宋德贵的关系可没有这么融洽。
五.
C是在三月初搬到这儿来的，那时，我在做饭这件事上有点儿小麻烦。
1969年初，我刚到这村子里，队里就问我怎么“起火”（就是“做饭吃”的意思）。我想我一个人做饭吃既麻烦又费事，就向队里建议轮流到老乡家去吃饭。因为我们刚到农村，还未分到口粮，国家发给每个知识青年十个月的伙食补贴，每个月十元钱，三十斤粮票，但必须按月支领。我说我在一户人家吃十天饭，给人家三块钱十斤粮票。我想这样不但可以省了我做一天三顿饭的麻烦，还可以“深入群众”，切身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队里也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既省了我的事，又帮了队里的老乡，因为老乡们都很穷，三块钱十斤粮票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整个儿一九六九年我就是这样吃下来的，一直吃到我分到粮食为止。分了粮食以后，虽然自己起火做饭，但是问题又来了：我住的窑洞里没有存粮的地方。我的粮食都存在队上的粮库里，现吃现领，有时为图方便，就先跟老乡借，等领了粮食再挨家儿去还。C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情况还是这样。
那天好象没出三月上旬，做晚饭时发现粮食已经没有了。我在劈柴烧火，就打发C去借粮。C问我去谁家合适，我想了想，就让他去贾治银家，因为我们还没跟贾治银家借过粮。按理说C应该在十分钟内回来，可他耽误了近半个小时。他回来后问我宋德贵是不是大队赤脚医生，我说“是啊”。C说：“就他那水平，还干大队赤脚医生呐？贾家的大儿子明明得的是脑膜炎，可他说是感冒，就给开了点儿感冒药。”C一边把粮食倒进锅里一边说，“那孩子算完了。我敢跟你打赌，明天早上八点，那孩子如果还活着，我就输给你点儿什么。”C的话显得有点儿冷酷无情，其实C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的人，他只是在知青点待的时间长了，身上还残留着北京学生那股子狂傲劲儿。我听了他的话可坐不住了。我开始在灶台前面踱步，C显然发现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他站在那儿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转了两圈，对C说：“那孩子还有救吗？”C说只有尽快送县医院，耽误不得，送晚了孩子就有生命危险，就是能抢救过来，病毒侵害大脑，将来孩子也是傻子。我说：“你先做饭吧，做好了你就先吃。我要上贾家去一趟。”C说：“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他的语气不容拒绝。
贾治银并不知道我们的来意，问我们还缺什么。我开门见山，告诉他贾兰儿得的不是感冒，而是脑膜炎。接着C大概讲了这病的症状，特点和后遗症，并说兰儿必须尽快送县医院，晚了就来不及了。贾治银夫妇对这种事儿本来就束手无策，对我们只有言听计从，但为难的是天快黑了，天黑以后，毛驴是死活不肯出驴圈的。我说C和我可以送贾兰儿去医院，只是得上队里要一辆架子车。贾治银婆姨从隔壁大车店弄来一辆车，我们一起把贾兰儿用棉被包裹好，放在车上。贾治银从他家箱子底里拿了点儿钱带在身上，我不知道他拿了多少钱，但是，在那个连二十块钱都算是一大笔财富的陕北乡下，贾家又能有多少钱呢。贾治银婆姨知道我们还没吃饭，又给我们带了五六个白面馒头。收拾停当，我们就上路了。
从村里到县城，走公路有五十华里，拉着架子车只能走公路。
一路上都是我驾辕，因为我比C壮实一些。C有时拉套，有时在后面推。那时候，我们年轻，又极其善走，只用了三小时多一点儿的时间就跑完了这五十里山路。到县城时贾治银只比我们落后半小时路程。一是我们拉车走的公路是盘绕曲折的，贾治银可以走其间的直线捷径，二是贾治银有柳拐病，在陕北农村有柳拐病的人大多数都做羊倌。羊倌赶羊每天要走几十里地，所以跑几十里山路对一瘸一拐的贾治银来说是小菜一碟。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候诊室里还有很多人，看样子都是县城附近的农民。接诊台那儿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医生，我和C抬着贾兰儿就直奔他去了。那位大夫正在回答身边病人的问题，看见两个“北京学生”（我们的衣着明显有别于当地老乡）抬着一个孩子显得有点儿吃惊，赶忙问我们有什么事儿。C说这孩子得的极有可能是脑膜炎，需要立刻抢救。大夫先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又去捏孩子的后脖颈子（这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在行的动作），说：“是脑膜炎，快送急诊室吧。”他和身旁的一位护士一起把贾兰儿带走了。一会儿，护士回来了，问我们孩子的家长来了没有，我回答说：“他在后面，要等一会儿才到。”护士说：“家长来了赶快去住院处办理住院手续，这孩子得住院。”
贾治银赶到的时候，我们正就着医院里的开水吃馒头。陕北不适宜种小麦，种得少，单位产量又低，一个人一年里分不到多少麦子，所以只有在过年的时候能吃上白面馒头。这时，大夫和护士过来了。大夫说已经开始抢救了，让家长放心。“送得很及时，估计不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大夫又问我：“你们是哪村的？”我回答说是鹤嘴外边的。大夫吃惊地说：“哎呀，那么远呀。”护士说：“那你们俩快走吧。”又指指贾治银，“把他交给我吧，住院手续，陪住手续有我帮他办，你们就放心吧。”
六.
我们拖着架子车走在昏暗的街上。
已经不可能回村子去了。疲劳，上山，就是拖着空车起码也得走四个半小时。而且深夜里的深山是可怕的：漆黑，寒冷，还有在山上游荡的食肉动物。于是，我们敲开了二道河老杜家的窑洞门，和老杜的哥哥挤了一夜。
贾兰儿十天后回来了。贾志银说因为送治及时，孩子只有很轻微的后遗症，“过去你问他二加二等于几，他会立刻说四，现在得顿一下才能说得出。”贾兰儿说他脑子里明白，就是嘴有点儿跟不上，这就是他和生病前唯一的差别。
这是四十年前的事，贾兰儿要是还活着，也得有五十岁了。
（全文完）
作者和陕北孩子们
后记
我的一位当年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2003年回过陕北一趟，他说陕北现在已经大变样了。当年我们在的那个穷县现在已经是西北百强县里的前五名。整个延安地区都在搞“退耕还林”，过去的黄土地现在都变绿了。我们县现在还下大力量大资金解决群众用水吃水问题，打深水井，修蓄雨水池等等。电视上说该县已经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得知这些，我真是感慨万端。我在那儿时，用毛驴驮一次水费时一个小时。70年春节，村里柳根儿娶媳妇，全村的驴都出动下沟驮水，为了给新娘子洗澡。第二天，柳根儿带着他的新婆姨来看我，那小姑娘不好意思，使劲儿低着头，我只看见她的脸蛋儿，粉嫩粉嫩的。两个星期以后，一个陌生女人来跟我借东西，一个典型的陕北女人，脸黑黑的。我问她是谁。她笑着说：“这么快就不认识啦？我是柳根儿婆姨呀。”她一天洗掉的“不动产”，十四天就还原了。现在，很多老乡家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也不发愁了，彻底告别了“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即：生下来一次，结婚一次，死了一次）的时代。
我看了卫星地图。县城到但八的公路已经是高等级的新公路。我们村儿也搬到了新公路附近。家家都有大院子，这么大的院子里起码的有五六孔大砖窑（过去是土窑），可见老乡们的生活是大大改善了。
下面是我截的地图。红虚线是旧公路。红圈是我住的窑洞的位置。蓝虚线是毛驴下沟驮水的小路。旧公路上边不规则的小块儿就是原来的村子，那些小块是院子。深色的曲线是新公路。那两排连成串儿的方块儿就是新村子。
卫星地图：陕北现在已经大变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