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拉我下水
新中国建立之后，流弊全国的两大毒害几乎在一夜间就绝迹了，那就是吸毒和卖淫。
吸毒者难于戒毒是因为有毒品来源，而当时的中国大陆根本看不到任何毒品。我有一个舅舅，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将军，后因贻误战机被蒋介石通缉。他逃到成都避祸，染上了毒瘾，用了各种办法都戒不了，解放前夕已经变成了一个地道的破落户。解放后，我母亲曾去成都看他，问他怎么戒的大烟，他说，得感谢你们共产党，你们不是讲唯物主义吗？唯物嘛，没了，你不戒成吗？我舅舅的话反映了当时从毒源上禁毒之彻底。但是有毒瘾的人，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会想办法“过瘾”。我在陕北的时候，因为当地老乡老问我有没有去痛片，所以我在1969年11月从北京回陕北的时候特意带了一瓶一千片装的去痛片，结果不到三个月，这一千片去痛片就被老乡讨要光了。我当时还真的认为头痛是当地的流行病呢，后来一件偶然的事让我明白了“头痛”是怎么回事
二道河闹狐狸的那天晚上（见拙著《恐怖的狐啼》），那个从清涧来的石匠在和我闲聊的时候一边说话一边掏出烟袋锅儿，他先把烟丝装进烟锅儿，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荷包儿，取出一片去痛片，用两只拇指的指甲使劲儿一刻，把药片儿刻成两半，其中的半片被他仔细地收进荷包儿，另一半拿在手里。他叼着烟杆儿，凑近油灯把烟丝点着，这时他把手里的另一半去痛片按在点燃的烟丝上，猛吸一口，去痛片咝咝响着，冒了一股白烟就不见了，空气中立刻弥漫着一股特别的气味儿。老杜悄悄对我说，他们没有大烟，就抽去痛片，也顶点儿事儿。
今天的中国，毒品已经泛滥，不但吸毒的人越来越多，毒品的种类也花样翻新，什么冰毒，摇头丸，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和毒品一起重返中国的还有卖淫。现在的妓女，用电影《停战以后》里那个伪县长的话说，真是羊羔子拉屎——满地都是。北京开始有公开的妓女是在1979-1980年间，是和第一批酒吧同时出现的。后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人的观点也随之发生变化，做一个今昔对比你就会发现这变化之大，简直是天翻地覆。八十年代初，我去过在北京展览馆开的舞会，在跳舞的人群里还有穿军大衣戴红袖章的“执勤”，谁的舞姿摇摆，或是屁股扭得过大，就会受到“执勤”的大声呵斥。这种事儿要搁在今天的“迪厅”里恐怕是天方夜谭。想当年，哪个年轻女人敢到大宾馆大饭店去单独会见外国男人，警察就会把她抓去，用各种“办法”逼她承认和那个洋人睡过觉（“你就在那儿呆了半小时？半小时足够了！能干好几回呢！”“你说不说，不说？让你戴上这玩意儿（手铐）在你们单位里走一圈儿”），承认了还不成，还得编造各种详细的下流情节并记录在案（“你让他摸哪儿了？没摸？到底摸没摸？”“摸了那儿又摸哪儿？说细节！”“现在害臊了，那会儿干吗了？说！”），这个女人还得在这个记录上签字，末了，这份莫须有的，和现在网上不堪入目的“性文学”没什么区别的“审讯记录”或称“传唤记录”会送到那女人的工作单位，存入档案，让她一辈子背上“和洋人搞破鞋”的黑锅，一辈子受社会耻笑。今天的男女再也不用为这个提心吊胆，也不用为没有“幽会”的场所而苦恼，从星级宾馆到路边的小旅馆都提供“钟点房”，还提供打着各种幌子的性服务。警察也没有去抓“洋人的破鞋”的兴致，有那工夫他们自己还去“打小姐”呢。如果有人打110说某男某女在某地“乱搞”，警察一定认为这人有精神病。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不胜枚举。这就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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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时家住真武庙。那儿有一条小街，叫“二条”。九十年代，二条的马路两侧搭了很多商用简易房，成了北京著名的“餐饮一条街”。实际上，小餐馆都集中在二条东段，二条的西段主要是理发馆。那时，这样的小理发馆大都是变相妓院。不但理发馆里，二条街上也常有妓女溜达。北京的妓女还是懂礼貌的，她们一旦看上谁或是选中谁，会走过来搭讪：“先生，去卡拉OK，或是去桑拿玩儿玩儿好吗？”你要不愿意就摇摇头或者干脆不理，她们也知趣，不再纠缠。上海的妓女比北京的就“老绝棍”（上海话，厉害多了）了。十年前夏天，我出差去上海，就去买一架拍广告用的专业相机。早晨到，两个小时就办妥了。卖货单位已经给我买好了当晚的火车票，我有一下午的时间可以在上海闲逛。我曾在上海住过，虽然二十年变化很大，很多地方我还认识。我从衡山公园开始走，沿着静安寺路，淮海路，北京路。一直走到南京路。南京路已经改成步行街，路中间有花台可供游人休息。我走了一下午，很累了，就坐在花台上。不到一分钟，过来一个女人，她不是挨着你而是“蹭着”你坐下，嗲声嗲气：“先生，一个人吗？外地来的吧，寂寞吧，我陪你聊聊天好吗？一起玩玩好吧。”尽管很累，碰到这种情况也只好有礼貌地冲她笑笑，站起来走路。我很快就发现处境不妙，因为只要我一坐下，肯定就有一个女人过来重施故伎，就像讨厌的苍蝇一样。最后到了外滩，我已经疲惫不堪，正在为难之际，忽然发现广场边上有一座公共厕所，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我往前走了约五十米，找了个石凳坐下，“苍蝇”马上来了，还是那一套，寂寞呀，聊天呀，玩玩呀，大半个身子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身上。我指了指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对她说：“我和夫人来的，她上厕所去了。”这招真灵，“苍蝇”立刻起身走了，头也没回。而且，这些女人之间似乎有常人看不见的联络暗号，因为在我坐在那儿的半小时里再也没有“苍蝇”过来纠缠我了。
我来威海两年，没在路面上见过妓女，起先还以为威海的风气好——顺便说一句，威海的民风比北京好百倍——有一天在海边看见几个外地中年游客携一年轻女子边说笑边照像。夫人说那女的是那几个中年男人找的小姐，我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说这种事儿也就你看不出来。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在威海数一数二的造船老把式，老师傅是地道的劳动人民，淳朴，善良，正直。一天闲聊，说到卖淫的事儿，老师傅说十多年前威海尽是商用简易房，那是集中卖淫的地区。“某某疃（疃，就是村子）的老家伙没一个好东西，打了海货，卖了钱就去找小姐。有时候钱没拿够，小姑娘就跟着到疃里要钱，哎呀，真丢死人了！”后来整顿了。现在的卖淫场所大都集中在足浴馆和洗头房里。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他没说。
威海地处太平洋西岸地震带，所以多温泉。威海人不分男女都有泡温泉的嗜好。我来威海不久就有朋友领着去泡温泉。刚开始去温泉馆以为就是泡澡，后来才知道还有不少服务项目。泡温泉也要得法，温泉的温度很高，都在四十度以上，下了温泉池，泡到浑身发热，头脑发胀，继而汗如雨注时，就要出来休息，等汗落了以后在下池去泡，如是者三。泡完以后，会浑身发软乏力，这时可以去休息室休息，喝水吃东西。但是“这鸭头怎比那丫头，头上哪来桂花油？”虽然都叫休息室，休息室和休息室却是不一样的。
有一次我泡完澡躺在更衣室里的长凳上休息，过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服务员：“大叔，楼上有休息室，去那儿休息吧。”我问他休息室要不要钱，他说是免费的。他领我到一个专门的更衣室，让我穿上一身休息服，这衣服是上下两件头，日本式的，没有扣子，穿脱都很方便。然后他指了指一道楼梯，对我说休息室在楼上。我上到二楼，看见一个类似前堂的地方，那儿站着好几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其中的一个问我：先生休息吗？我说是。她说：您跟我上三楼吧。三楼的一侧是一条走廊。这走廊一边是临街大窗户，可以鸟瞰街景。另一边是一扇扇房门。女服务员开了一扇门把我让进去。这是一间典型的“小黑屋”，对面墙上只有一扇窗户，用两层厚窗帘糊了个严严实实，所以屋里很暗。屋内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一把椅子。我觉得这屋子不像是免费的，就问服务员房间另收费吗。她说如果消费达到X百元，房间钱就免了。她说完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纳闷儿：什么叫消费多少钱就免了呀？这时有人敲门，我说了声请进，进来了一个半裸女郎。这姑娘约二十出头，中等个儿，在威海这地方就算是漂亮的了，穿一件淡绿色半透明的吊带裙，裙长只及大腿的三分之一。她说：“先生，做个按摩吧。”我赶紧回答说我不做按摩。她说“那是您没看上我，没关系，给您换一个。”说完她就出去了。跟着又进来一个，比刚才那位漂亮，高个儿，身高超过一米七，同样打扮，与其说是丰满，不如说是肉感。还是同样的话：“先生，做个按摩吧。”我这时才明白这“小黑屋”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不做按摩，也不待在这儿。我说完就从这姑娘身边挤出房门，朝楼梯走去。那姑娘在后面喊我：“先生，看不上我没关系，还有人呢。”我没回头。下到二楼，那个领我上楼的姑娘有些吃惊地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不能呆在那种地方，说完就下楼去了。那姑娘在我身后说：“二楼有大休息室，还供应茶水。”我心想就是供应琼浆玉液我哪儿也不去了。
回家后，夫人问我泡澡怎么样，我说差一点儿淹死。夫人揶揄地问：“淹死在温泉池里？”我把“小黑屋”的事跟她说了一遍，她更加揶揄地说：“那你应该去呀，你这辈子也尝尝打小姐是啥滋味儿。”我想起四十五年前我上高中时看过一本霍华德-法斯特写的小说，书名好像叫《前夜》，书里说一个矿山主的女儿，二十五岁，又有钱又漂亮，可偏偏看上了她家的私人医生。那医生已经五十多岁了，一身的学究气，思想保守。医生被小姐缠得无计可施，十分苦恼。一天吃早饭时，问他夫人他应该怎么办。他夫人站起身走出餐厅时对他说：“依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去和她睡上一觉。”
唉，女人哪，你永远也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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