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陕北》之《鬼病缠身》
一.
1987年，我曾经在北京天主教爱国会的相伯外语学校学过《中级美国英语》，那是一部美国人编写的教材，其中每一课都有一个主题，什么交通问题，城市人口，环境保护等等。有一课讲的是美国妇女问题，好像是讲美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讲完课文后，老师让大家用英语“畅聊”自己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生说，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她们都有优越的工作，还掌控着家庭的财政大权，把丈夫捏在手心里，动不动就发脾气，让丈夫当“床头柜”（床头跪的谐音）。这个学生是一个合资公司的业务小头目，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一类，他的看法也许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写照。这种人活这么大没离开过城市，一直过着相对稳定和舒适的生活，除了他看得见的周围环境，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讲完看法后，老师回过头来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是这班学生里年龄最大的。我说这个同学的话只能反映很少一部分中国妇女的生活，绝大多数中国妇女的处境与之完全相反，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因为我去过农村，所以我知道那里的情况。
妇女问题绝不仅仅涉及妇女本身，还包括与妇女有关的各方面：儿童，性意识和性关系，婚姻，社会地位与权利，妇女健康等等。新中国成立之后，说妇女翻身解放了，其实不然。直到今天，中国妇女离真正的解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妇女问题不可能用美好的愿望，激烈的口号，政治宣传或一些硬性措施解决。解决妇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经济发展，一句话，国家得有钱，有钱去改善全民生活，才可能继而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
当一个国家还很穷的时候，一切保证妇女地位和权利的法律条文都是不现实的。
无论是新中国的十七年，还是文化大革命，还是今天都一样。
二.
1969年的陕北不但穷，而且缺水。
我住的村子在靠近山顶的地方，而水源却在山谷深处，其间的垂直距离超过二百米，沿着弯弯曲曲的崎岖小路从村子走到谷底差不多有五里路。山地的特殊地理条件限制了使用扁担。陕北人在用人力搬运东西时只能背。但是在深山里用人力背水不现实，只能用毛驴驮水。驮水往返要一个多小时，一次只能驮大约50升水。村里没有骡马一类的大牲畜，每户人家分养一头毛驴，毛驴要干很多农活，所以毛驴的体力是很金贵的，只能在毛驴干完其他农活还有剩余体力时才安排驮水。50升水，四口之家要用三天。饮水和日常用水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卫生就非常糟糕。陕北农民那时候没有清洗身体的习惯，因为他们没有盥洗条件。
也不能洗衣服。
肮脏。
尤其是女人。
69年的夏天，有一个婆姨来找我要去痛片，我把药片给她以后，她坐在我的锅台上跟我聊了一会儿。这婆姨走后，隔壁老薛家的儿子薛怀亮过来借东西。薛怀亮喜欢上人家到处乱看，在我这儿也不例外。他四处看了一阵，说：“刚才谁到你这来了？这个人在你的灶台上坐过，穿的是条绒裤子。”
这家伙有当福尔摩斯的能耐，当农民真委屈他了，他看见了印在锅台上的条绒印儿。我告诉他是某家的婆姨来过。薛怀亮立刻气急败坏地说：“你怎么让一个婆姨坐你的灶台，婆姨可脏了，你没讨婆姨，不知道。”他拿过扫炕的笤帚，把那婆姨坐过的地方认认真真地扫了一遍，临走时又嘱咐我，以后千万别让女人坐在灶台上，“你这窑洞干净，没有女人坐的地方。”我当时认为那是男人对女人的偏见和歧视，后来才明白是缺水造成了女人不能洁体。那时连能给女人洗头洗脸的水都没有，哪儿还有水让她们洗身体的其他地方？
别说洗了，村里几乎没有一个女人见过甚至知道世界上还有卫生纸这种东西。草叶，秫秸，玉米棒芯甚至土块儿都是手纸的代用品。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这样的代用品都不用。其他的卫生用品就更谈不上了。
夫妻间存在的也是地地道道的“不洁性关系”。
我不知道当年陕北女人不卫生到什么程度，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不可能知道。不过很多年后，我读过一些涉及欧洲妇女史的书，其中的描述可以和那时的陕北做个比照。
今天有很多中国人都羡慕西欧北美的白人，他们有鲜亮的白皮肤，高雅优越。其实从前的白人是非常肮脏的。罗马灭亡后，欧洲沉入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在贫穷，落后和宗教的禁锢下，洁净成了一种罪恶，于是盥洗被禁止。当时的欧洲大陆，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贫民隶农，个个臭气熏天，那些为后人景仰的伟大恋人也不例外。“罗密欧闻上去就像一只长久没有洗刷过的垃圾桶，而朱丽叶能够容忍他的唯一理由就是她自己也半斤八两。”（央视世界地理频道《人生加减法》）欧洲人要想舒服一点儿只能用扑粉来粉饰汗腻，用香水来掩饰恶臭，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化妆品和香水今天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原因。但那时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这些奢侈品，穷人只能用穷人的办法来遮掩体臭。女人身上最臭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下身”，法国的洗衣妇和清扫妇在进贵族家门之前，要先用棉花塞住阴道口，等干完活儿出门后，再掏出来扔掉。而对北欧女人的记载更是骇人听闻。欧洲女人穿内裤的历史只有百十来年，在此之前，女人那长及脚踝的长裙里就是“真空”。女人身上最要命的地方连一层起码的保护都没有。卫生巾之类更是天外之物，多数北欧女人闻所未闻。一百多年前，多数芬兰女人两条大腿之间是大片由长年的经血，排泄物和其他体液干结成的厚厚的硬痂。
今天的欧洲女人的卫生状况已经彻底改变了。她们之所以让人羡慕，并不是主观愿望所致，而是她们的国家发展了，有钱了，她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改变了。今天的陕北也有了很大改变。不管当年的陕北女人是不是也像一百年前的芬兰女人那样，现在她们已经有了深水井和蓄水池，有了自来水设备和太阳能热水器，她们可以洗澡洗衣服，改变不良的卫生条件。所有这些无一不是用钱来实现的，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三.
肮脏是贫穷的伴侣，跟在肮脏后面的是疾病流行。
肮脏时代的欧洲瘟疫肆虐，天花，鼠疫，霍乱在几百年内曾经夺去欧洲上亿人的生命。当年的陕北同样是流行病猖獗，此外还有三大地方病，那就是：克山病（“地方性心肌炎”，发病起因不详，救治难，死亡率极高），柳拐病（“大骨节病”，发病起因不详，儿童发病率极高，一旦形成病变会严重影响运动机能，造成肢体残疾，且无法治愈），大脖子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缺碘造成）。这三种病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多发于偏僻贫困山区，当地人群都因贫困而长期营养不良。在陕北最常见的是柳拐病。得了柳拐病的人差不多都瘸，他们不干日常的农活，专司放羊。克山病最可怕，发病快，说死就死。有时大吃大喝也会引发克山病，发病症状是剧烈的呕吐和腹痛。当地有人会用钢针在患者的腹部或背部刺挑，要是能挑出一根像羊毛一样的纤维状物，症状就会减轻，人就会活过来，否则患者就会很快死亡。所以，突发急性克山病在当地也叫“羊毛疔”。
这些病今天都基本上消亡了。解放后克山病和柳拐病已经被最大限度抑制，以克山病为例，其发病率从解放前的每百万人五百二十例骤降至解放后的每百万人三例。柳拐病的发生在1969的陕北的儿童中已经鲜见。
肯定也有妇女病。但是当时在陕北，妇女病是见不得人，说不出口的，所以我没听任何人提到过。
再有就是性病。陕北很早就有性病流行史。
我母亲曾在陕北呆过很多年，担任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她跟我谈过不少陕北农村的事，其中最让她头疼的事之一就是男女关系很乱。我母亲说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前，当地是穷人家女人乱搞，富人家男人乱搞。造成这种现象的是买卖婚姻。买卖婚姻的具体形式是收取巨额彩礼。尽管毛主席在1927年制订的第一部《苏区法》里就提出“讨女人不要钱”，但是这陋习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
我在陕北时彩礼的数额大约是500元左右，在1969年，对城里人来说，这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而一个陕北农民同期的年收入大约只有40元钱。据说这是经过革命（指1936年土改）的价钱，土改前比这要高一倍。买卖婚姻是农民巨大的负担，一个男性农民要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积攒这笔钱，什么时候钱攒够了，什么时候娶媳妇儿。越穷的人家攒钱的时间越长，等钱攒够了，人也老了，这时讨个年轻婆姨，已经无法满足婆姨的要求，这就是穷人家女人出去乱搞的原因。富人家与此相反，是早早就给未成年的儿子娶一个成年婆姨，实际上就是娶一个保姆。等丈夫长大了，成年了，婆姨也过景了，满足不了丈夫的要求，于是，男人就出去乱搞。革命前还有娼妓存在。这些都是造成性病流行的原因。
我在陕北乡下见过几个没有鼻子的老年妇女，那是当年性病流行遗留的印记。也有不少光棍儿，年轻的，年老的都有。他们就是因为穷，没有钱“买”婆姨。
父母的性病还会遗传给后代。
在二道河北边的沙岛村有个叫来社的孩子，十六岁，讨了个漂亮婆姨，但婚后半年，小两口关系急剧恶化。有一天，我去沙岛找我的同学四毛，四毛正在田里和来社一起干活。休息时，说到来社的家事，我们都劝来社好好过日子。来社急了，脱下裤子给我们看，他的生殖器上已经出现大面积溃疡。他说都是他婆姨传给他的，以前他也没在意，后来报名参军，体检时才知道这是脏病。来社说，这日子过不下去，医生让赶紧治，不然全身都要烂掉，可治病要很多钱，他家哪儿有那么多钱呀，说着就哭了。我和四毛都奇怪，来社婆姨嫁过来时听说还是黄花姑娘，怎么会有这种病呢。后来来社婆姨去医院检查，发现是先天性梅毒。
让人揪心的是得了性病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就这么忍着，得机会再传染给别人。
性病的传染和陕北的性关系有关。十五年后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红旗，小名叫六根儿，和我是好朋友。我在郭家吃饭的时候，六根儿达（当地土话，“达”就是“爹”）跟我说过当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从蒙古鄂尔多斯草地迁来的，这些人的生活习惯有不少是受蒙古人影响。鄂尔多斯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找到一处牧草丰盛，水源充沛的地方就住下来，女的看家，男的出去放牧，一走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来天，晚上就近找其他的蒙古包过夜。如果那家的男人在家，他就只是客人。如果男主人不在家，到晚上女主人和客人是否一起睡就看投不投缘了。当男人回到自己的蒙古包时要先看门口有没有别的男人的靴子，如果有，就证明有别的男人住在他家，他就不能回家，就得继续往前走。六根儿达说蒙古人没有什么贞操感，性关系很乱。这种风俗也影响到附近的汉人。
所以在陕北，尤其是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三边是陕北的北部），人们把性关系看得很随便，加上没有安全措施，就给性病传播打开方便之门。
我们村里也有“乱搞”现象。“乱搞”的有男人，也有女人。
四.
房子构成的村庄是成片的，而窑洞构成的村庄则是一条线。我住的村子里十一户人家呈一字长蛇横在山腰上。从村子的最西头到最东头有二百五十米。
我住在村子最东边贾治祥家院里，离隔壁的老薛家差不多有三十米远，中间还隔着一座山肚。这个院子实际上是被甩在村子外边的。1969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儿，这院子到了夜里就成了可怕的孤宅。我在天黑以后回到窑洞里，就用一根碗口粗细的木杠把门顶上。
我儿时摔伤过脑袋，后遗症是每天半夜都要醒一会儿，醒的时候能听见院子里的各种声音。有好几次不知是什么动物在院子里打架，嗷嗷的低吼声和撕咬声令人毛骨悚然。这不是村里的狗，狗都拴在自家的院子里，我能听见它们在远处吠叫。这只能是山里的狼和野狗。还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大家伙从院墙外面跳进来，听见它的爪子吧嗒吧嗒地在院里走动，还呼哧呼哧地一个劲儿从门缝儿里朝窑洞里闻。后来门咣啷响了一声，我立刻翻身起来抄起长斧，屏住呼吸。紧接着是一阵嘎吱嘎吱用爪子挠门的声音。我从新躺下去，虽然手里还握着斧子，但不那么紧张了。我明白，这是那家伙用我的窑洞门磨它的爪子呢。第二天早上，我认真查看过院子，但是什么痕迹也没发现。
当我一个人夜里呆在孤零零的窑洞里时，这些四条腿的野生动物是可怕的，但是有时候两条腿的人更可怕。
陕北的夏天累死人，天刚蒙蒙亮就下地，一直干到天黑得看不清东西了才收工。过了九月就好多了，天亮得晚黑得早。十月份收工更早，吃完晚饭还有一段闲暇时间，我一般是回到窑洞里看看书。有一天晚上八点多，一个婆姨来敲我的门，我问她有什么事儿，她说要一点儿药。我让她进门后，问她怎么了，要什么药。她先是直勾勾地看着我，然后说她肚子疼，又说听人说你们北京学生会给人揉肚子，经你们一揉，肚子就不疼了，你就给我揉揉吧。说完就解开上衣，开始解裤带。陕北那时很穷，不论男女，每人只有两套衣服，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所谓“套”，就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再往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看见那婆姨要脱裤子，赶紧抓了一把去痛片塞到她手里，尽可能有礼貌地连推带搡把她送出窑洞，并从新顶上门，任她在洞外怎么央告我也不开门了。后来又发生过几次这种事儿，但是我长教训了，天黑以后，无论哪个女人来找我，我都不给开门。
村里的男女平时开玩笑，打闹都带有很浓的性色彩。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儿，休息时，不知什么原因，村里的光棍儿边化银和一个婆姨闹起来。边化银已经三十岁了，患有柳拐病，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大概就因为这个他讨不着婆姨。他的两个哥哥边化武和边化文为这事儿没少替他张罗，但是无济于事。这次打闹的起因多半是边化银跟人家动手动脚。我不止一次看见边化银对别人的婆姨强搂强抱。
这回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郭凤林的婆姨。
休息时两个人本来躺在一起，后来郭凤林婆姨突然支起身子，骂了边化银一句，还给了边化银一拳。边化银也爬起来，两个人就开始撕扯。这时村里的乡亲们就围成一个圆圈儿，像古罗马人看竞技比赛那样，笑着叫着。圈儿里的一男一女在比赛谁能掏着对方的跨裆。边化银先得手，得意万分，但他毕竟是个瘸子，腿脚不灵便，被对方很狠抓了一把。于是边化银停住手，转身问我：“这儿有个桃子（指着郭凤林婆姨的跨裆），你吃不吃？”郭凤林婆姨用同样的动作问我：“这儿有个黄瓜，你吃不吃。”他们这么一闹，弄的我很尴尬，还是队长贾治福给我解了围，他说：“你们闹就闹吧，关人家学生什么事。” 在这些围观叫好的看客里就有郭凤林本人，他看着自己的婆姨跟人家这么下流地闹腾还津津有味。
这就是当地的性意识，或者说是当地的风俗。
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穷，也是文化上的贫穷造成的。全村没有几个识字的人，成年妇女中一个识字的都没有。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生活中没有其他乐趣，性的快感就代替了一切。
他们认为谁能搞女人谁就是英雄。
女人能搞男人就自认为是英雄，没有羞耻感，在村里是惹人注目的人物。
但是，让我吃惊的事还在后面。
1970年夏季，有一天队长贾治福的二女儿来找我要一块橡皮。这姑娘已经十四五岁了，在大队的学校里上学。所谓学校只有一口窑洞，共设初小四个年级，一个老师，每天上午开学，一个年级上一堂课，每节课一个小时。在给某个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就做作业。贾治福的女儿上二年级。那天她要了橡皮就坐在我的灶台上（我没有制止她），跟我聊了一会儿天。陕北的孩子没有等级观念，只有地域观念。小姑娘问我：“干达（干爹的意思，村里开过会，要求所有的孩子称呼我干达，不许叫名字），你住在北京离毛主席住的地方有多远？”我说也就是从这儿到边崾峴（崾岘是连接两个山头的低洼山脊，边崾岘是一个村庄的名字，离我那儿约八里路）那么远。小姑娘听了惊喜地说“哎呀，干达，那你和毛主席是一个大队了？”我没跟她解释，这事儿一句两句也解释不清。小姑娘走后，隔壁的老薛头过来问我那姑娘找我“做甚”。我说她来要一块橡皮。老头儿认真地问：没说别的？我说聊了一会儿。他又问聊啥了？我就把小姑娘说我跟毛主席一个大队的事说了。我开始有点儿奇怪，这老头儿问这么仔细是什么意思。没想到老薛头儿说：“那女子（子读轻声，女子就是没出嫁的姑娘）长大了，发骚情乱寻汉呢（当地土话，有了强烈的性欲，到处找男人）。她来要东西是借口，下次她再来，你就把她按在炕上只管弄（老头用的词比这猥亵）。”
这是让我触犯国法，奸污少女。我没想到这话居然出自老薛头儿之口。
老薛头儿和老郭（参看《一个孩子的生命》）一样干过刘志丹的赤卫队，也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和老郭的区别是没有参加中央红军。红军到陕北以后，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就回家种地去了。老薛头儿虽然有农民的小聪明，小算计，小心眼儿，可他不是坏人，当然更不是教唆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是犯法，连他这样的老革命，老党员都是这种认识，更别说别人了。
“乱搞”对女人没有好处，因为在“乱搞”中无论女人有没有一时的“快感”，她们都是被侮辱和被玩弄的对象。
有些女人更不幸，在夫妻关系中也没有“快感”。
有的只是痛苦。
五.
花大价钱买来的女人在家里并没有地位。打老婆的现象在当年的陕北很普遍。我在冯家河贫宣队的时候，曾有人提出来要贫宣队出面管一管。那时候这种事没法管，而且那些打老婆的人从本质上讲也不是坏人。
生产队会计边化文是那一带有名的人物，为人耿直，豪爽，说一不二，一诺千金。在村子里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是边化文有两个大毛病，一个是嗜赌，而且一睹就输。69年夏末的一天中午，我正在窑洞里歇晌儿，边化文来了，光着膀子。我问他布褂儿（当地人把布质单衣叫布褂）哪儿去了。他说赌输了，大车店里有人赌钱，他技痒难止，没有钱就把布褂赌上，结果褂子就没了。他说他就这一件布褂，夏天只能光膀子了，说完垂头丧气。我看他那样又好气又好笑，说了他几句，他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我就拿了一件人造绵衬衣给他，他高兴得像小孩一样，穿着我给他的衣服走遍全村，到处跟人显摆。边化文说到做到，我在陕北期间，他再也没赌过钱。
还有个毛病就是打老婆。
边化文个子高，身高超过一米八零，力气大，下手狠，把他婆姨打得很苦。有一次，我正在村里羊圈干活，一个婆姨跑来叫我，说边化文又打婆姨了，快去看看吧。我跟她跑到她家，边化文被人拦在门口，嘴里骂骂咧咧，不依不饶。他婆姨躲在人家门里哭。我叫住边化文，他看我来了就赌气蹲在地上。我又去看他婆姨，他婆姨哭着对我说就为一点小事，边化文脾气上来了，抄了根棍子就打她，她吓坏了，从家里跑出来，一边跑一边喊救命，边化文提着棍子在后面追，她吓得都尿裤子了。她说指不定哪天她就会被边化文打死，说完又呜呜大哭起来。我出来叫上边化文，回到他家，我先说打老婆是最没出息的，又问他以后能不能不打婆姨，他低着头半天没言语。
对边化文来说保证不打婆姨比保证不赌钱还难。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妇女参加劳动，男女同工同酬，认为这是妇女解放的基本形式。但在有些农村，结果恰恰相反。妇女不参加劳动，处境也许还好一点儿。陕北的妇女参加劳动生产，工分挣得比男人少，劳累的程度反而比男人更甚。男人就是干地里的活儿，回家就歇了。女人干完活儿后回家还要做饭，伺候男人吃完饭，还要收拾碗筷，收拾家务，照料孩子，中午不得歇。晚饭后，全拾掇完了，也就筋疲力尽了，很多女人这时就想赶快睡觉。但是在她拾掇家务，照料孩子的时候，男人已经睡了一小觉了，又有了精神，要求做“那事儿”。
村里的女人一般都认为我听不懂陕北方言，其实我当时能听懂不少，她们互相聊这些事儿的时候并不避讳我，我也能听到一些一般人听不到的事情。
一个精疲力竭的女人被迫与男人做爱的感受是生不如死。表面上她们是紧闭双眼，紧咬嘴唇，一动不动，内心里却是委屈，羞辱，难以抑制的愤怒，有时会痛苦到萌生一头撞死的念头。我后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听过不同的女人说起过这种事，这种感受。
她们为什么要忍受这种痛苦？因为传统观念的禁锢，男人就是一切，三从四德，对丈夫的服从是绝对的。
这不是做爱，是婚内强奸。
买卖婚姻往往是和包办婚姻连在一起的。包办婚姻的特点就是在结婚前夫妻双方根本不认识。人说婚姻是爱的结合，当年陕北的夫妻间能有多少爱呢？那不是爱的结合，只能叫做性的结合。这结合里恐怕只有本能和需要。
六.
陕北还有一种病，就是鬼病。
所谓鬼病，其实就是精神病。陕北人认为精神病是魔鬼附身的表现。得了这种病没药治，只能求神驱鬼。
1969年九月，我的房东贾治祥的婆姨疯了。
九月中旬，队长贾志福来找我，说我住的窑洞不干净，要找人拾掇拾掇。我住的窑洞是一口陈年旧窑，洞壁被长年的烟火熏成了黑色，窗户上只有糊过窗户纸的痕迹而没有窗户纸，门上的裂缝宽得可以插进手指。不过刷墙糊纸这些事我自己就能做，所以我对贾志福说不用麻烦队里。可贾志福说不是那回事儿，是怎么回事儿他就不说了，最后他几乎是把我强拉到他家，后来把我的铺盖行李也搬来了。半个月以后，村里才有人告诉我是因为贾志祥婆姨疯了，贾家兄弟合计着请神汉跳神。当时还是文革时期，这种迷信活动是严厉禁止的。那时贾家还拿我当外人，怕我看见了去公社报告，贾志福才硬把我搬到他家去。贾志祥婆姨疯成什么样，我不知道，因为那婆姨一疯，贾志祥就把她整天关在窑洞里不让见人。我也没看见神汉跳神，我得到消息时人家已经跳完了。
到了十月中旬，我又搬回原来的住处。贾志祥婆姨依然被关在窑里。贾志祥见了我就跟我诉苦，说他婆姨嫁过来没几天就疯了，这些年断断续续拖累他够戗，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再不好转，只能把婆姨送回娘家去。
十月的一天，我和一群婆姨女子一起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锄地。休息时，看见贾志祥婆姨独自慢慢地走上坡来，大家都很惊奇，赶紧把她迎过来。贾志祥婆姨坐定之后，说她今天精神好一些，让贾志祥放她出来走走。婆姨们关切地问她到底怎么了，她说她这回遭了大难了，现在有一个男人天天来糟蹋她，那是一个长得像蒙古人，又高又壮的男人，骑一匹高头大马，腰里系着大红腰带，插两把盒子枪。那男人糟踏她时，她感觉疼极了，经常昏死过去。我说的只是个大概，贾志祥婆姨的描述简直就是陕北方言版的《金瓶梅》。贾志祥婆姨说她摆脱不了那个人，今天不知为什么那人没来，她才觉得好一点儿。说完又呜呜地哭起来。婆姨们知道她说的是疯话，劝了她一阵，由两个婆姨把她送回家去了。
虽然跳了神，画了符，咒了鬼，但是贾志祥婆姨的病一点儿不见好，到了十月下旬贾志祥只好把婆姨送回娘家，就剩我一个人住在这院子里。
我问过贾志祥，知道他婆姨家没人有精神病史，而且他婆姨在出嫁以前也没得过精神病，他婆姨的精神病是婚后得的，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
当时，贾志祥婆姨发疯是村里的热门儿话题，女人们又喜欢说家长里短儿，所以了解贾志祥婆姨的病根儿并不难。从村里婆姨们的只言片语里，我了解到贾志祥婆姨疯病的由来。
在当年的陕北，最大的鬼是贫困和落后，是旧风俗旧意识对妇女的摧残。摧残贾志祥婆姨的不是她想象出来的男人，而是早婚和不科学的接生。
贾志祥当年二十八岁，是村里最英俊的汉子。贾家人虽然都登记是汉族，可身上都带有明显的高加索血统特征：贾志祥身高约一米八，身材匀称，深棕色的卷发，绿眼睛，长头，窄面，薄唇，罗马鼻，深眼窝。这幅长相就是放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得算是标准的雅利安人。正因为有这个资本，在方圆一二十里地的范围内，他“搞”了不少的婆姨女子。他二十岁上结了婚，我在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八岁的儿子。我开始不知道贾志祥婆姨有多大，陕北女人都显老，那婆姨看上去好像有三十岁了，直到她发病时我才知道她只有二十三岁，就是说她生第一个孩子时只有十五岁，也就是说，结婚时她只有十四岁。贾志祥婆姨有一个哥哥，比她大八岁。我听薛怀亮说，贾志祥婆姨娘家很穷，急着把她嫁出去是因为可以收一笔彩礼，用这笔钱可以给儿子讨婆姨。
北方女人本身发育就晚，这女人结婚时多半还没发育全，婚后的性生活对她意味着什么，从她在地里说的那些“疯话”就可以听出些端倪。更大的不幸是十五岁就生孩子，又赶上胎位不正造成的难产。遇到难产时，陕北当地有一些助产的土招子，什么“掐腰”“抱肚”之类，据说都是很野蛮的。我在冯家河的时候，贫宣队曾在各村明令禁止这些助产方法。
这个身体尚未发育完全的女人，在难产的剧痛和野蛮接生的双重打击下，当时就精神崩溃了。
直到孩子生下来，才一点儿一点儿恢复过来。
在1969年精神病发作前，这女人还发过两次病，两次都是怀孕后开始妊娠反应时发作的，并因此造成流产。
这次也不例外。幸运的是，1970年春节后，贾志祥婆姨在娘家顺利生下一个女孩儿，四月底回村里时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但是谁能保证她在下一次怀孕时不旧病复发呢？
这个苦命的女人恐怕这辈子都要鬼病缠身了。
后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个特殊场合遇到了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这位教授肯定不知道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三无人员”（无学历，无文凭，无职称），被我身上的法国西服和我那张知识分子的脸所蒙蔽，主人介绍我们认识还不到十分钟，他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最自豪的是我们北京大学毕业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外国工作”；二句是“我认为1949年建立新中国是历史上的多余”。这两句话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里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
我写这篇博文用了很长时间，哪些情节该写而哪些不该写都经过长时间斟酌。我不愿意让我写的东西被别人利用去攻击毛泽东时代，虽然我写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确实是存在的。
毛泽东时代确实是贫困的，但这贫困是多方面造成的。首先是旧中国一百多年被侵略，被掠夺以及不间断的内战造成的极度贫困，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可言。谁要说能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把1949年的中国建设成今天这样，无异于痴人说梦。再就是朝鲜战争中国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现了眼，美国人出于对新中国的仇恨，武装封锁中国在先：伙同日本，南朝鲜，蒋帮，菲律宾，印度支那，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家对中国进行武装包围；经济扼杀于后：利用其在战后世界上的巨大影响阻止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与中国经济往来。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只能用比别人便宜好几倍的价钱出口商品，以换回极其珍贵的外汇，再用这点儿可怜的外汇，以比别人高得多的价格买回国内建设急需的物资。那时候建设祖国的困难非寻常人可以想象。这就是美国的经济扼杀，这就是被今天中国某些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捧脚舔痔的美国的丑恶。
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是无可争议的强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武装力量。但是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新中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否认毛泽东时代就等于否认今天。贫困不是一代人就可以消灭的，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消灭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失败和挫折不可避免，只有度过失败之谷，才能登上胜利之巅。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在几十年里向全世界昭示了一个真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美国人在1972年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才把尼克松送到中国来要求和解。
不能忘记的是，在走向强盛的道路上，中国人民经历过巨大的苦难。
妇女经历的苦难比男人更大。
了解人民的苦难，才可能热爱人民。
了解妇女的苦难，才可能尊重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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