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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太太家的猫
一.
一九七一年底，我的父母被“中央文革”（就是后来的“四人帮”）“强制退休，遣返原籍”。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要求把我——他们唯一的孩子调到身边，于是我就从陕北的山沟里到了省城。
这原是一座安静，干净的中等城市，位居富饶之地，物产丰富，物价低廉。但在“文革”初期，生产停滞，“武斗”剧烈。我年初来到省城的时候，已是市面萧条，供应匮乏。街上跑的是“武斗”幸存的公共汽车，大都没有车门，也没有车窗玻璃。还有就是一群一群的无业青年，他们都拒绝“上山下乡”，城里又没有工作机会，只能无休止地“待业”，结果只能是流氓横行，小偷猖獗。
我家的院子里也不太平，最大的祸患就是老鼠。这也难怪，这座城市除了诸多闻名全国的土特产品之外，另一大特产就是老鼠，据说，一九五八年“除四害”时，只有五十万人口的省城灭鼠达数百万计，诚属骇人听闻。就是这样，当人类灭鼠的手段放松时，老鼠数量的恢复也同样惊人，尤其是文革初期，人类忙着自相残杀，顾不上老鼠，老鼠的数量甚至超过了“除四害”以前。
老鼠不但登堂入室，在屋里最舒服的地方造窝生仔，非法地与人类共享各种生活资源，还公然蔑视人类---这种自诩为万物之灵的“高等动物”的尊严。夜里，各个房间都是老鼠的天下，它们甚至在我的床上横行，竟有两次在我熟睡之际爬过我的额头和嘴唇。这真是奇耻大辱，我的自尊竟被这些渺小的宵小踩在脚下。
愤怒之余，我决定灭鼠。有好几种办法供我选择：电杀，毒杀，打杀。先说电杀：用一大一小两只铜环，按同心位置固定，铜环的间距为一厘米。每只铜环上焊接一根粗电线并接在变压器上，两只铜环间的电压为两千五百伏。在铜环的圆心位置放上诱饵，当老鼠去吃诱饵时，只要它的前脚踩上内环，后脚踩上外环，两千五百伏的高压足以把这个可恶的家伙弹起一尺来高，在它还未落地时就已一命呜呼。这法子是一个美国人在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书上说的，简单易行，于是我立刻动手。我那时在工厂里当工人，厂里正在恢复生产，管理松懈，工人们都作私活，我也不例外。当我拿着用公家的材料做成的铜环和变压器回家时，母亲好奇地问我拿的是什么东西。我把计划讲给她听。母亲听我说完后委婉地劝我把那些东西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两千五百伏的电压固然能电死一只老鼠，不过人不小心碰上了也会很不舒服，而且家里最有可能摊上这倒霉事儿的人就是我自己。她还揶揄说她现在还不想失去她唯一的儿子，什么时候我实在招她腻烦了她会告诉我。我觉得母亲的话虽然又难听又挖苦但是很有道理，就把我做的私活深深地藏进床底下的箱子里，并打定主意永远忘掉这件事。再说毒杀，母亲也不同意，她认为必须广布毒饵才能见效，但那样一来，家里养的鸡呀，鹅呀就会成为第一批牺牲品。
只剩下打杀了。
我当然不会傻到拿着棍子去追杀比人类灵活一千倍的耗子。
我到日用杂货商店花一块钱买了一个老鼠夹子。当晚上床之前，我把夹子上好，在饵钩上挂了一小块腊肉，然后把夹子放在床底下。半夜，一个挺大的动静把我惊醒了。我用手电筒往床下一照，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被夹在夹子里，两目圆睁，口吐鲜血，“哏儿屁着凉”了（注：北京土话，死了的意思）。第二天，我如法炮制，但不知为什么，夹子不灵了。母亲告诉我，听说老鼠在死的时候会放出一种信息，是一种气味儿，那是告诫其他的老鼠：这里危险！这可能就是夹子失灵的原因。于是我用各种方法洗这只夹子，结果仍无法消除这气味儿，因为再也没有老鼠上钩了。
唯一的办法是再买一只夹子。
一块钱在今天已经不算回事儿了，不就是买一根冰棍儿的钱吗？但是在那个一根冰棍儿只卖五分钱的年代，一块钱一个的老鼠夹就算是奢侈品了。要是买一个夹子只能弄死一只老鼠，那么，不等弄死一半耗子，我就得破产。房东太太看见我既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我说其实对付老鼠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养一只猫。
称她为房东太太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前房东太太。“文革”伊始，有一股消灭一切私产的风，于是出现了捐房捐地狂潮。房东家就是在那时候把这个院落“捐”给了国家。于是和我家一样，房东家也成了按月向国家交房租的房客。房东夫妇都已年逾花甲，男的早年当过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随部队起义，解放后作了省政协委员。女的年轻时读过大学里的家政系，是持家的好手，不但烧菜做饭使唤佣人样样精通，也精于饲养各种家禽家畜。我和房东家的关系很融洽，尤其是房东太太。请设想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老太太，因腰间有病，长年直不起腰，虽然满脸都是岁月刻下的皱纹，但白皙的面孔，端正的五官还残存着当年的风韵。
房东太太说她会尽快弄一只猫来。
二.
一只花猫，只有两个月大，说是刚刚断奶。小猫的身子是白色的，四个爪子和尾巴稍也是白色的，后脑勺，两肩，后背上有黄褐色和黑色相杂的花斑，尾巴是淡褐色的。这是只母猫，样子极其普通，即使长成了，体型在家猫里也是偏小的。我想逗逗这只小猫，但它对我的挑逗的反应很迟钝，也许它不愿意理睬我这个庞然大物。房东太太一边爱怜地抚摸着小猫，一边对我说她有养猫的经验，她拿准了这是一只能抓老鼠的猫。对房东太太的话我将信将疑：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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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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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没有名字，房东太太招呼它时就叫：猫儿咪—咪-咪-咪-咪.....，不管这猫在什么地方，它只要听见这叫唤声就会飞快地跑回来。而我呢，就干脆叫它花猫，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花猫在院子里，我叫一声：花猫，它就会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抬起头，睁圆眼睛认真地看着我，它的眼神似乎在问：有事儿吗？
房东太太没有瞎说，随着小猫飞快地成长，老鼠也在飞快地减少，当小猫完全长成后，家里家外的老鼠全没了踪影，包括天花板上面的和地板下面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它是怎么抓老鼠的。有人说有些猫本身对老鼠就有震慑力，它们不用去抓老鼠，只要往屋里一呆，老鼠自然就吓跑了。可花猫很快就证实了它不是那种只能吓唬老鼠的猫。一九七二年的秋天，花猫让我见识了它抓老鼠的能耐。
一九七二年春天，母亲在省城呆腻了，她劝说父亲一起回北京。母亲说回北京本身也是对“中央文革”的斗争。父母走了以后，这个院子里就剩下房东夫妇和我，还有花猫。即使是我休息的那天，院子里也冷冷清清的。
过完闷热的夏天，就是金秋十月，这是省城最好的季节。但是一天夜里我又听到了消失已久的老鼠嗑东西的声音，这引起了我的警觉。第二天，我把各个房间里里外外察看了一遍，在贮藏室里，母亲放中药的盒子被翻开了，里面装的川贝母被捣腾得一塌糊涂，还伴有一股强烈的老鼠气味。至少有一只老鼠又偷偷回到这院子里来了，因为房东家里有花猫，老鼠就在花猫不常来的我家落了户。
我立刻想到了花猫。
我找到它的时候，花猫正在房东太太那张铺了棉垫子的藤椅上呼呼大睡。我三把两把把它和弄醒，也不管它莫名其妙的眼神，揪住它脖子后面的软皮，把它提了起来，一直提到贮藏室里放中药盒子的地方。花猫在盒子周围闻了闻，立刻来了精神，它看了我一眼，像是说：我明白了。它不断地在盒子周围闻来闻去，我发现它的尾巴笔直地指向后上方，一股雄赳赳的气势全表现在那轻轻地左右摆动的尾巴稍上。既然花猫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就把它留在贮藏室里了。
花猫平时到我家来都是礼节性的，从不“赖着不走”。
花猫是一只母猫，它虽然模样平平，身上却有一种“淑女”气质：大方，端庄，稳重。我从未看见它像邻居家的猫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我在家的时候，通往后院的餐厅门往往是不关的。我到家不久，花猫就会从这扇门进来。它通常是走到我跟前，看着我，摇摇尾巴，有时还喵喵地叫两声，算是跟我打个招呼，就像人类说“你回来啦”一样。如果我不逗它，它会很有礼貌地在屋子里转两圈，然后就回家去了。但这次它没有离开我家。它从贮藏室出来之后，就开始在各个屋里转悠，它走的路线是各条墙脚线，床下，桌下，藤沙发下和大小柜子周围。它像一个经验老到的猎人，有时会反复嗅闻某个角落，像是发现了什么踪迹，有时会在屋子的某个地方发一阵呆，像是在分析掌握的情况。花猫的样子使我想起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选曲“猎人合唱”：“提枪去打猎，踏落叶，穿荆丛；探熊窝，觅虎洞；见兽迹，乐无穷……”。不过花猫并没有“见兽迹，乐无穷”，它始终是神态沉稳，从容不迫，无论它发现了什么，从不喜形于色。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花猫也没回房东家，尽管那儿有房东太太用猪油拌的猫食在等着它。它静静地蹲伏在我的餐桌下察看着周围的一切。平时，只要我的晚饭里有荤菜，哪怕隔着后院的天井，花猫也能闻到，于是，它会跑过来蹲在我的餐桌下，如果我没发现它，它就会用前爪轻轻拍拍我的腿。我说过花猫有“淑女”气质，因为它很懂得礼数和分寸，只要我给它一片肉，它就会叼着肉离开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享受这点儿佳肴。“一个安静的地方”是哪儿，容我在后文解释。总之，花猫既不会“没完没了”，也不会“死皮赖脸”。但是这一次，它既没有离开的意思，也没向我要吃的。我主动从晚饭里拨了两大块肉，装在小碟子里递给花猫，它很斯文地吃完肉，把自己“干洗”一遍，又伏在桌下了。
晚上十点，我要上床了。花猫还呆在我家，这儿看看，那儿走走。
我很快就睡着了。
一个像老鼠夹子夹老鼠那么大的动静把我惊醒了，我拧开床前的台灯，闹钟的表针指着十一点四十五分。这时传来花猫愤怒的咆哮声，这声音就在我屋里。我往地板上看了一眼，发现花猫正蜷伏在屋子中央，一动也不动，兀自咆哮着。我当时以为在我睡着了以后花猫要回家去，但是我家的门窗都关着，它出不去，在一阵乱闯之后撞倒了什么东西，看见我醒了就大发脾气，大声咆哮。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猫之腹。我赶紧起来，走到餐厅门口拉开门，并招呼花猫让它回家。但是花猫并没有出来，仍在我的卧室里咆哮着。我感到奇怪，就走过去察看，到了花猫跟前，它咆哮得更厉害了，似乎在警告我“离我远一点儿”。这时我看见花猫的两只并着的前爪下面好像按着一个东西。天哪，竟是一只大耗子！这回我踏实了，不再去管花猫，重新钻进被窝，关上台灯。花猫也不叫唤了，黑暗中又是一片寂静。过了几分钟，我听见一种声音，那是花猫在咀嚼它的“战利品”，还夹杂着“喀吧喀吧”嚼碎骨头的声音。尽管那是一只小猫在吃一只更小的老鼠，这声音听起来还是很瘆人。我后来看过谭邦杰写的《虎》，其中提到一只印度虎噬人过百，殖民当局派了一名有猎虎经验的英国军官去猎杀它。那军官先找到老虎杀人现场并在附近埋伏下来，因为他拿准了老虎在入夜后还会回来吃人肉。半夜时分，他听到了一种非常恐怖的声音——老虎吃人的声音。这位英国军官在回忆录里说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他一想起这声音就毛骨悚然。我听过猫吃老鼠的声音，所以我能体会到那声音有多恐怖。
过了十几分钟，我又听到了花猫的叫声，是在餐厅里，也不是咆哮了，而是平时那种略带撒娇的喵喵声。我再一次起床，打开餐厅的灯。花猫正蹲在餐厅门口，一面看着我，一面喵喵地叫着，这一次它可真是要回家了。我打开门，它的身子在门缝里一闪，就消失在外面的黑暗中。
从那以后，我家再也没闹过老鼠。
三.
花猫是一只很聪明的猫，它能区分很多事情。就地域而言，它知道房东家是它的家，我家是朋友家，而院子则是共有的。它在房东家里可以上凳子，椅子，上床，上写字台。到我家则只是在地板上走动，即使是它想在我家睡一小觉也是蹲伏在它认为合适的某一处地板上，从来不上床上桌子，除非我抱它上床。它经常上我家串门儿，但吃饭睡觉必须回房东家。花猫很懂礼貌，它怎么学的，没人知道。花猫还有一个只有它自己才知道的隐蔽的地方，就是我在前文里提到的“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后来发现这地方在我家房子的地板下面。省城的气候比较潮湿，盖房子时先要在砌好的地基上再砌一座一米高的砖台，这就是墙基，按房间的划分又分为外墙基和内墙基，没有墙基的地方是空的，墙基之间有一排排的木架，木地板铺在木架上。这样，当房子盖好后，地上的潮气就不会侵蚀木地板，从而延长地板的使用寿命。为了加强通风，在砖台的四面八方和内墙基上留有很多通风口。“一个安静的地方”在砖台的西南角，从南面数第一个朝西的通风口里。用今天的电脑术语来讲，那是它的“空间”。它的“空间”里什么样，没人知道，因为没人能看见，但我想那地方错不了。我在陕北的时候，有人曾在我那儿寄养过一只小狗，到了晚上我已经把小狗忘了，半夜醒来才想起小狗还在院子里。我起来打开门，院子里空无一物。我学着当地人叫狗的声音，小狗从院子旁边的驴圈里一溜烟似地跑过来，高兴得直往我身上跳。我抱起小狗，走到驴圈里，发现在驴圈的一角，这只刚断奶的小狗崽居然给自己收拾出来一个很整洁的窝。猫在这方面比狗要强得多，所以我断定花猫的“空间”一定是既整洁又舒适的。每当花猫要“处理私事”的时候它就会钻到“它的空间”里去。一九七三年春节的前几天，隔壁院子蓝木匠家养的黑猫从蓝家拖出来一块足有两斤重的腊肉（当然，这“黑小子”一顿“从重处罚”是逃不掉的），蓝木匠家人多地方小，黑猫没有自己的空间，就把肉拖到我家的院子里，在它的“好友兼情人”花猫的协助下，这顿大餐进了花猫的”空间”。于是，附近的五六只猫云集我院，在花猫的空间里进进出出。这顿豪宴持续了好几天，所有的猫都是一幅心满意足的样子，还不断地拿舌头舔着嘴唇。而花猫呢，房东太太拌好的“高级猫食”它连碰也不碰了。这事让房东太太大为恼火，在她看来这些猫跟它们的主人一样都是“市井无赖”，跑到我家的院子里乱窜简直就是“玷污门庭”。但是猫儿们没有人类那么多偏见，无论房东太太怎样驱赶，它们不吃完那块腊肉是不会离开的。
四.
猫是食肉动物，猎食其他动物是猫的天性，尽管房东太太给花猫准备了可口的猫食，但是在院子里没有老鼠可捉的时候，花猫就要捉别的东西了。
猫是食肉动物中的捕猎高手，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猫科动物都是。它们捕猎的方法和以狼为代表的犬科动物迥然不同。狼们有超群的视力，只要发现远程目标就长途奔袭，穷追不舍。如果说犬科动物是凭身体的耐力和速度捕猎的话，那么猫们就是用脑子了。猫科动物通常是在猎物出没的地方潜伏下来，在猎物出现时突然袭击；或是随机捕猎时利用地形植被的掩护悄悄地接近猎物，在进入有效的攻击距离内猛扑猎物，这就需要用脑子计算距离和速度，以确保一次攻击成功。猫们在用脑计算时并不是像常人想象的那样全神贯注，一动不动。我曾看见过花猫捕捉麻雀，完全不是那样。
在我家餐厅的北边是院子里过去的井台，一九六二年以前，房东家用水就从这井里汲取。后来院子里通了自来水，这井就废了。房东让人用石板把井口盖上，周围用三合土夯实抹平，这井台就变成了一个小院子。旧井台三面来风，背后是院墙，隔壁蓝木匠家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伸过院墙，像一顶伞盖罩在井台上，这小院子就成了夏天最好的休闲地。
在一九七二，七三两年的夏天，晚饭之后我通常都坐在餐厅门口，面对旧井台看两三个小时的书。
读书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种奢侈。“中央文革-四人帮”在“文革”之初大搞文化禁锢，没有书，只有他们制造的政治读物；没有电影戏剧，只有“样板戏”；没有新闻和音乐，只有假闻和政治口号；整个中国是一片文化沙漠。我那时像一条在干涸了的文化之河的河床上挣扎的鱼，读书成了生活中的渴求，连马路上一张印了字的纸也要捡起来读一读。电影更是一种奢望，对“中央文革”的反感使我极其厌恶“样板戏”，这种厌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当时不止我一个人如此，我的一个同学在给我的信中就曾哀叹：“这碗乌鸦肉炸酱面不知要吃到何年何月”（语出自鲁迅《故事新编》中的《奔月》：所有的飞禽走兽都逃不过后羿的神箭，到后来，后羿只能射到无穷无尽，遍地都是的乌鸦。他每天只能带几只乌鸦回来做成乌鸦肉炸酱面给妻子嫦娥吃，最后，嫦娥实再吃不下去那些有臭味儿的乌鸦肉了，就偷吃了后羿的仙丹，飞到月亮上去了）。
不过，命运对我格外看顾。一九七二年春天，家父的一位老部下——X阿姨——来找我，她说她已经被分配到一家省级机关的图书馆当管理员，如果我想看书的话可以在厂休日去图书馆找她。我一口答应，一是我正求之不得，二是我刚到省城，既不认识什么人，也没有女朋友，又没什么地方可去，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拉兹之歌》唱的那样：“我没约会，也没人等我前往……”
图书馆里有三位管理员，都是和X阿姨年龄相仿的女士。我第一次去图书馆的时候，X阿姨碍于同事的情面，只让我看阅览室里的书。这些书是经过“四人帮”及其爪牙筛选的，被认为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和“仅供批判”的很少一部分书，即使是这些书在市面上也见不到，因此我也很知足了。其余的数以万计的图书都锁在图书馆的藏书库里。
厂休日成了我一周之内最开心的日子，不但可以尽情地看书，X阿姨还在机关食堂里管我一顿午饭。在那个每月每人只限买一斤肉的年代，工厂食堂的伙食和省里的大机关相比可谓差之霄壤。午饭后，阿姨们遇到一个小麻烦。省城的夏天是炎热的，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里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睡午觉，阿姨们也不例外。平时午休时，她们会拉上窗帘，脱掉衣服，像在家里一样午睡，可我在那儿就不一样了。这些阿姨虽说都已年届四十（一九五零年，X阿姨被招到我父亲单位时还不满十六岁），但个个依旧容貌俊秀，身姿绰约，和我这个完全长成了的“大孩子”之间毕竟有男女之嫌。于是她们和我商量，如果我愿意，在她们午休时就把我反锁在藏书库里，直到她们睡完午觉，穿上衣服再恢复我的自由。在我同意后，她们就把我禁闭起来了。
进了藏书库，我才体会到“如鱼得水”含义。藏书库里多达几十万册的图书，都是“禁书”。阿姨们为了回报我在她们午睡时失去的自由，一致决定允许我带几本“禁书”回家去看，每周轮换。她们建议我在书库里浏览挑选要带走的书，而不要把两个半小时的宝贵时间花在单一阅读上。我接受了她们这个极为中肯的意见，这样，我在每天下班以后最大的消遣就是读书。我那时读了很多书，印象最深的有：杰克-伦敦的《雪虎》，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吉英-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伏尼契的《牛虻》，潘诺娃的《感伤的罗曼史》，尼林的《冷酷》，里维拉的《草原林莽恶旋风》，陆地的《美丽的南方》等等，等等。
省城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使用“北京时间”，也就是东八区标准时间。但是省城的实际位置在东七区，这样省城和北京就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到晚上八点半，省城的天空还很明亮。我每天五点半下班，到家六点，吃完晚饭六点半，我就坐在旧井台旁边看两个小时的书。我看书的时候花猫就会跑来“伴读”。花猫只要看见我把竹椅放在餐厅门口，就会穿过天井，跑到我跟前。它先是围着我转两圈，然后就蹲在我的脚旁，带着企盼的神情抬头望着我，我就会把它提起来，放在我的腿上。很快它就蜷缩在我的两腿和身体之间的凹陷中，打着呼噜，显得心满意足。但是，当我看书入了神，它又会礼貌地离开我的身体，跳下地，蹲伏在我的竹椅下面。
看书是件很累人的事，尤其是累眼睛。当我看累了的时候，我就抬起头看看别处。我最常看的地方是旧井台，那里经常跳跃着觅食的麻雀。每年春夏，梧桐树会把树籽洒在旧井台上，这就招来不少麻雀在井台上啄食。麻雀是一种既不招人喜欢也不惹人讨厌的小鸟，它们其貌不扬，又一刻也闲不住。在看书看累了的时候，看着这些叽叽喳喳的小家伙在旧井台上欢蹦乱跳，倒也赏心悦目。但是，有一次我听见竹椅下面有轻微的动静，就弯下身去看。我原以为花猫在竹椅下睡觉，但我看见它双目圆睁，直直地瞪着前方，紧绷着的身子像一根拽满的弓，后爪死死地抓着地面，前爪在不停地踏动，嘴里呜呜有声，一句话，花猫此时显得极度紧张又极度兴奋。我当时以为花猫可能得了什么病，类似羊角风的“猫角风”？我看了它足有一两分钟，它竟然没有发觉，于是，我叫了它一声，它才发现我在看着它。它不动了，瞪了我一会儿，见我没有其他表示，就一下子放松下来，又把身子蜷成一团，把脚爪收到身子下面，低下头，闭上眼，自顾自睡觉去了。后来发生的事才让我明白花猫的举动和麻雀有关。实际上，每当花猫看见麻雀在旧井台上跳跃的时候就有一种要捕猎的冲动，这冲动使它兴奋不已，我看见的“猫角风”正是这冲动的体现。也许能逮住一只麻雀是花猫由来已久的野心，但是它很清楚这些带翅膀的小家伙比老鼠要难逮得多，所以它除了兴奋激动之外，就一遍一遍地在原地计划和演练怎样去逮它们，那“猫角风”是它在作“图上演习”呢。花猫从来不做无谓的出击，它的原则是不出则已，出则必胜，不到有足够把握的时候，它绝不会轻举妄动。
那些粗心的麻雀并没有发现危险就在身边，它们照常吵闹雀跃。不光如此，有时候它们还互相厮打，闹得不亦乐乎。有一次，两只麻雀不知因为什么厮打得格外厉害，它们互相用嘴啄，用爪抓，用翅膀扇打，从空中打到地面，在地上撕扯翻滚，叫着，打着，难解难分。这时，花猫像一枝射出的箭向麻雀们扑过去，等麻雀们发觉大难临头，松开对方，各自拼命扇动翅膀企图升上天空时已经来不及了。
猫的扑击是有距离限制的，第一次猛扑够不着猎物时，它们就尽快作第二次扑击，两次扑击之间短暂的间歇是猎物逃生的最后机会。但是花猫毕竟不同于别的猫，它是捕鼠高手，更会捕猎，它没有给麻雀这最后的机会。当它的第一个冲锋到了尽头时，离麻雀还有大约半米的距离，这时它没有停下来做第二扑，而是借助前扑的惯性，就地打了个滚儿，用人类的话说，是作了一个漂亮的侧滚翻，同时伸直一只前爪抡圆了拍将过去。一只麻雀已经升空，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而另一只就没那么幸运，在离地一尺的半空，被花猫打翻在地。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两秒钟之内，只能用“说时迟，那时快”来形容。当花猫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麻雀已经叼在它的嘴里了。
得意呀！花猫高高地昂起头，挺起胸，树起尾巴，尾巴还轻轻地左右摆动，像一面招摇的旗帜。它叼着麻雀向我走来，不是用平时那种又轻又软的滑步，而是硬着腿，迈着像赛马在马术比赛时走的那种花步。走到我跟前时，它把头朝我这边一偏，嘴里的麻雀正对着我，它还斜睨着我，似乎在说：“瞧！是我逮的。”它用这种姿势一直走到南面的通风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倏地钻进它的“空间”，去享受它那辉煌的战利品去了。
五.
人类对动物的好恶是根据自身利益去评定的，就拿蜜蜂和苍蝇来说，人类因为喜欢吃蜂蜜，所以把蜜蜂当成“可爱的昆虫”，尽管它们有时会蟄人。和蜜蜂很相似的苍蝇因为总在人类周围叮这儿叮那儿，还会把疾病传给人类，就被人类定为“害虫”，尽管它不蛰人，人类也“意欲灭绝之而后快”。我自己也脱不了俗。当花猫逮住麻雀时，我只觉得花猫挺有能耐，而对那只可怜的小麻雀却毫无恻隐之心。但是花猫后来逮了一只燕子，我就气急败坏，收拾了花猫一顿。因为我从小就受过“麻雀吃粮食，是家贼；燕子吃害虫，是益鸟”的教育。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家院子里来了两只燕子，它们在前院的门廊屋檐下筑起了“爱巢”（学今天的孩子们最爱说的话）。第二年，它们又回来了，这一次，它们不但住下了，还养了一窝小燕子。当我发现这些小燕子的时候，它们已经不小了。老燕子每天飞进飞出，忙着给孩子们找食吃，而小燕子们呢，在老燕子出门儿的时候，就把小脑袋伸出窝外，半是企盼半是焦急地叫着。我就是听见小燕子的叫声才发现它们的。每当老燕子叼着各种昆虫回来的时候，它们叫得就更欢了，嫩黄色的嘴大张着，像一个个比它们的脑袋还大的漏斗，老燕子就把昆虫塞进这些争先恐后伸到它眼前的漏斗里。燕子窝里有四只小燕子，这可真够老燕子忙乎的，夫妇俩不停地轮流出去找食，没有歇气儿的时候，似乎总也填不饱它们的孩子。老燕子的辛苦换来了小燕子的成长，到了仲夏时候，小燕子就可以飞了。
燕子是候鸟，据说到省城来度夏的燕子，仲秋时要飞到东南亚去过冬，迁徙的行程超过一千千米，所以飞行能力对燕子而言是很重要的。和同是候鸟的大雁不同，大雁飞行仅仅是为了迁徙，它们的飞行体现的是耐力。燕子的飞行可不止是迁徙，它们还得凭借高超的飞行技巧捕捉昆虫为生。当小燕子能飞的时候，老燕子就天天带着小燕子在院子里练习飞行。如果说大雁是高空水平轰炸机的话，那么燕子就是格斗歼击机了。老燕子领着小燕子一会儿急剧拉高，一会儿极速俯冲，什么“横滚”，“侧滚”，“翻筋斗”，“倒飞”，甚至“眼镜蛇”，“大榔头”这些人造飞行器顶尖儿的高难动作对燕子来说都是小菜一碟。燕子们一边上下腾飞翻滚，一边欢快地叫着，这个平时宁静的小院儿里登时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花猫早就瞄上了这窝燕子。
一天傍晚，一个朋友在晚饭后来看我。我们就各自搬了一把竹椅坐在前门廊里闲聊。老燕子正带着小燕子练习飞行，它们轮流带一只小燕子飞，飞行的距离很短，每次大约一分钟。等一只老燕子带着小燕子回来，另一只老燕子才带着另一只小燕子飞出去。燕子们照例是一边飞一边叫着，我和朋友也就一边闲聊一边听着燕子们欢快的叫声一边欣赏燕子的飞行技巧。一只老燕子又带着小燕子飞出去了，它们先是向上拉高，到几乎看不见它们的时候，又开始俯冲，很快就消失在南墙外的天空里，大约十几秒后，它们又升上来，越过墙头，再次俯冲，低低地掠过院子，飞进门廊，这时小燕子离地面不到三十厘米，就在它要“拉起来”飞回燕子窝时，从我的脚边射出一道浅黄色的闪电击中了小燕子，把它打翻在地。
那是花猫。
它什么时候来的谁也没注意，它以我放在地上的双脚作掩护，一直潜伏在那儿，在那儿等机会，它等的就是小燕子掠过地面的一刻。老燕子的一声尖叫让我明白了发生的事情，但是，一切都太晚了，还没等我抓住花猫，那娇小而脆弱的生命“已经在两排嚼拢来的利齿之间领略了死亡”（注：杰克-伦敦《雪虎》第二部第四章“世界的墙”。蒋天佐译本）。我抓住花猫的双肩，不管我怎么摇晃它，拍它的脑袋，花猫始终死死地咬住燕子，紧紧地闭着双眼，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它是在告诉我：“我就这样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在我最终放弃援救小燕子的努力之后，花猫一翻身从地上爬起来，也不向我炫耀战利品了，也不显摆它的花步了，它低着头，低低地伏着身子，用又轻又软的滑步飞快地跑了，就像一片滑过地面的影子。它能上哪儿去呢，不说也都明白。在花猫的“空间”里，可怜的小燕子成了花猫的夜宵。
燕子们不再飞了，老燕子已经回到窝里，并且把小燕子紧紧地压在身下，小燕子从窝边伸出小脑袋看着这突然变得极其恐怖的院子。小燕子惊恐地叫着，而老燕子则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悲鸣。第二天，燕子一家就搬走了，去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晏殊曾留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千古绝唱，但是在我家的小院子里，花儿在秋天是无可奈何地落去了，到了春天无论是似曾相识的还是不曾相识的燕子都没再回来。也许燕子也和老鼠一样，在它们的弃巢上留下了“这里危险”的信号。
六.
绝大多数生物都有性和性别，这就产生性欲，性欲导致性交，然后是怀孕生产，繁衍后代。这本来是跟吃饭喝水一样最简单最正常的事，可就是这最简单最正常的事到了人类这种自诩为万物之灵的最高级生物这里，就变成了最复杂最乌七八糟的事了。首先人类的性行为要受婚姻制度的控制（似乎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有婚姻制度），可要命的是，自打有人类史以来人类的婚姻制度发生过若干次重大改变。人类原本是群居动物，人类学家把那个时候称作乱婚时代，即在性行为中没有任何限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都可以是性对象。人类学家还认为那个时代是人类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时代。后来进化到群婚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人类的性行为中开始有了禁忌。人类学家又认为这是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大步。“在千万年的过程中，新的，人性的东西越来越占上风，压住旧的，兽性的东西。这特别表现在限制父母与自己子女的性交关系上。”（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一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婚姻制度又变成多偶制，对偶制，单偶制，最后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越发展，其中的禁忌就越多。人类不仅婚姻制度多变，其婚姻状态也是五花八门。从配偶数量上讲，有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据说我国西藏在民主改革之前是世界上这三种婚姻制度并存的极少数地区之一。据林惠祥编撰《世界人种志》，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从配偶性别上讲，有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美国人把这叫做AC/DC，这是个无线电专用术语，原意是交流/直流两用电源）；从性别权力上讲，又有公有社会的母权制和私有社会的父权制。至于人类的性偏移，性变态则更是名目繁多，光怪陆离。我有时候在想，要是别的物种也有人类这么高的智力，来研究人类的婚姻和性行为，它们准会大吃一惊，吃惊到“把舌头伸出来一尺多长”（朱莉-安德鲁斯主演的电影《维克多和维多利亚》）。这还不算，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之后，人类的婚姻就和财产拉上了关系，恩格斯说在私有制社会里婚姻往往是攫取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手段，这话真是一针见血。于是，在人类充满禁忌的婚姻中又充满丑恶。到了中国的“文革”时期，这要命的婚姻又跟政治挂上了钩。那时候的中国人结婚需要申请，不但手续繁杂，备受各种刁难，有时还要莫名其妙地查你三代出身，而且最后的审批机关居然是公安局派出所。“四人帮”及其爪牙把专制集权搞到了极致，他们妄想无微不至地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和生活细节。这种上警察部门登记结婚的做法，无非是要让人知道，你就是和配偶半夜三更在被窝里干“那档子事儿”的时候，也别想躲开“专政机关”的炯炯目光。当我看见街上的小猫小狗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交配时，我真想对它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堕落成人！”（维克多-雨果《笑面人》第一部第一章。原话是：它的朋友常常告诫它说：“你千万不要堕落成人！”）
花猫是一只母猫，在它性成熟之后，她的追求者便纷至沓来。来得最勤的是隔壁兰木匠家的黑猫。这猫浑身漆黑，两只眼睛绿幽幽的。我管它叫“绿眼”。兰木匠家很穷，他们基本上不给绿眼吃的东西，全靠绿眼自己去别人家偷，所以绿眼的个头又瘦又小，行踪做派也鬼鬼祟祟。可绿眼毕竟是近水楼台，花猫不但不嫌弃它，还一再把绿眼领到自己的猫食盆那儿，让绿眼大饱口福。其它的猫不比绿眼更绅士，因为这条街是省城有名的贫民区，房东家的房子在这条街上简直是鹤立鸡群。房东太太虽然打心眼儿里看不上这些猫和它们的主人，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没这些公猫帮忙，花猫是怀不了小猫崽儿的。所以在花猫“谈情说爱”的时候，对那些满院子乱跑的猫儿，房东太太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花猫的身子很快就变得沉重起来，它的行动也变得小心翼翼，不久肚子也明显地胀大了。终于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时，房东太太把我叫到她屋里。我看见花猫卧在一只垫了薄棉被的竹筐里，它的身旁躺着五个毛茸茸的小家伙。花猫虽然平时拿我当朋友，可这时看我走近它身旁，立刻警惕起来，死死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生物学家说这是“母性化反应”，杰克-伦敦说“母性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穷凶极恶地保护后代的”（《雪虎》第二部第三章：灰色的狼仔）。所以我在离筐子半米远的地方站住了，伸长了脖子朝筐里张望。小猫们都呈肉粉色，因为它们被毛稀疏。还掩盖不了肉色的身体，而且它们都还没睁开眼睛，还站不起来，只能紧挨着花猫的腹部蠕动。
房东太太说过几天小猫们就好看了。
小猫们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十天后，它们的毛长齐了，眼睛睁开了，耳朵也竖起来了，嘴里发出轻微的喵喵叫声。它们虽然还不能爬出筐子，但已经能在筐里乱爬乱钻，有的互相挑逗打闹，有的爬上母亲的身体。花猫在旁边看着它们，一脸安详、满足、慈爱的表情。它有时也逗逗小猫们，例如摆动尾巴稍儿逗小猫们去抓之类，但更多的时候，它会挨个儿去舔它的宝贝儿，与其说这是保持小猫的洁净，不如说是母爱最具体的表现。五只小猫毛色体态各自不同，其中有一只小黄猫，个头最大，毛色最匀。房东太太说，其他小猫已经有人要了，她要把这只小黄猫留下来。在小猫们断奶之后，花猫身边就剩下小黄猫了。
它浑身都是黄色的，脸、头顶、脖子后面、背、四肢的外侧和尾巴都是较深的棕黄色，其中夹杂着浅黄色的虎纹，背和两肋最明显。其他部位是明亮的土黄色。它的个头明显大于其他小猫，它的父亲是谁，谁也说不清。许多人，包括房东太太在内都倾向于相信它是野猫阿黄的后代。阿黄是这条街野猫的头领，没人能确切地形容它的模样，因为没人能从近距离观察过它。有人说那是条大黄猫，个头有普通猫的两倍，而更多的人怀疑阿黄是否真的存在，因为它来无影去无踪，像一个在街角墙头游荡的幽灵。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小黄猫是花猫的小崽，所以房东太太对它可是爱护有加。
到了小黄猫可以到处走的时候，它已经出落成一只很漂亮的猫，毛色鲜亮，匀称结实，四肢硕长，活泼好动。它的表情动作和别的小猫一样，时而好奇，时而幼稚，时而淘气。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喜欢这只小猫。小黄猫有时还在人前以花猫为对象，扑上去，表演一番攻击打斗动作。而花猫呢，还是拿捏着它的“淑女”身份，做出一副宽容忍让、无动于衷的样子。小猫开始时和老猫寸步不离，越长大，它的活动范围越广，离老猫就越远，到了小猫四个月大的时候，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小黄猫都是单独活动了。它在院子里探险，院子里的各个角落它都认真看过，仔细闻过。但它的活动范围从未超出院子。每当它走到通向外部世界的孔径——就是各个排水孔，并好奇地向外张望时，它的母亲就会跑过来把它领走。实际上，无论小黄猫走到哪儿，它从没有走出过花猫的视线。
它是我的常客，只要我在家，它都要跑来。开始还怯生生的，后来熟悉了，就把我的屋子翻腾个够。小黄猫没有继承它母亲那种斯文典雅的气质，它的所作所为跟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儿别无二致。有一天它竟然把我的字纸篓翻倒，把里面的东西全掏出来，铺了一地，挨个儿检视。后来它发现我的床是这个院子里最舒服的地方，每天晚饭后，它就到我的床上去呼呼大睡。也许整个傍晚都是小黄猫最能睡觉的时候，我每晚十点上床的时候它还睡不醒，而且不论我怎么拨拉它，拍它，摇它都无济于事，它照样死睡。但是，快到十一点时，只要它的母亲在窗外一叫，它就会睡意全消，一骨碌爬起来，连招呼也不跟我打一声，翻身跳下床，直奔餐厅后门而去。当它发现门是关着的时，就会急得团团乱转，喵喵直叫，直到我起床打开门，它就扑到在门外等着的花猫跟前，然后，跟着它的母亲，头也不回地回房东家去了。
小黄猫越长越结实，行动也越来越稳重，开始显现出公猫的特征：走路挺胸昂首，摆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动不动就把尾巴竖起来，还轻轻地左右摆动尾巴稍。如果我拿一小块肉逗它，它也不象以前那样径直走过来用嘴叼，而是站定不动，两眼圆睁，像是猛兽发现猎物。如果我左右移动肉块儿，它就立刻伏下，然后，“觑得亲切”（学《水浒》里的话），猛扑过来，叼住肉块儿。在它不饿的时候，它不会立刻吃掉“猎物”，而是找一块宽敞的地方，把肉放下。它会蹲伏下来，守着这小块儿肉，像是要看看肉会不会逃走。小猫和小狗不一样，小狗也会把肉块儿当成假想猎物，会在肉块儿周围腾那跳跃，左扑右拦。小猫不然，它会扑过来，把肉块儿按在爪下，然后打开爪子，看看肉块儿，再闪开，再扑回来，反反复复，从不同的方向扑。小猫扑肉的时候是紧贴地面，在它反复扑击时，就像一枚在地面上快速移动的棋子。小黄猫演习捕猎，做得煞有介事。只不过在它这套“标准动作”里还能看出不少幼稚可笑之处，让人忍俊不住。房东太太说小黄猫长大了一定是只出众的猫，一只像小老虎一样的猫。这让我想起了另一只猫，一只北京的猫。
七.
一九六七年年根儿的时候，我的一位姓司徒的同学来找我，说他两天前去吃过延吉冷面。
那时候，“文革”的弦已经绷过了头儿，不少人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吃喝玩乐”，在北京的中学生里有一股吃喝风，包括去坐落在西四的延吉餐厅，以吃过冷面为时尚。还有一家坐落在东单的康乐餐厅，在各中学的“玩主”圈里叫得特别响（八十年代有部电影叫“顽主”，我不知道其名出自何处。“文革”中的“玩主”大概出自“文革”前的胡同里。北京土话称人为“主儿”，如：“那主儿说话没准儿”，“那不是个玩儿活儿的主儿”等等。“玩”是玩世不恭的简称。“玩主”最准确的解释应该是“玩世不恭的人”。在英文中与之最接近的词就是“playboy”。“文革”开始时，“玩主”是指那些为了吃喝玩乐不惜本钱，甚至不择手段的人。后来这个称呼扩展到那些在一方有些势力的流氓把头身上）。后来康乐搬到交道口去了。听说这家餐厅以云南过桥米线著名，可我从来没去过。二十年后，我打算约同学去康乐吃过桥米线的时候，我的那位同学才告诉我康乐的米线徒有其名，当年康乐之所以红火的原因是那是一家私营餐厅（这在“文革”中的北京非常罕见），是四个知识分子合开的，其中一位女掌柜颇有姿色，吸引了大批正在“性发育时期”的中学男生。那些满脸粉刺，一脑瓜子性幻想的“准情人”们并不是真的去吃米线，而是打着吃米线的幌子去“饱餐秀色”。这事儿的可笑之处在于那位女掌柜的岁数差不多比这些雏公鸡大一倍。
司徒并不好色，就是嘴馋。他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冷面如何好吃，末了说冷面里有一块狗肉，别饶风味。
“狗肉啊，你吃过吗？”
那年头儿别说吃狗，在北京看狗都不容易。
在这场闲聊快结束的时候，司徒说他已经尝过狗肉了，还想尝尝猫肉是什么滋味儿，让我帮他“弄”一只可以吃的猫。司徒和我有很多年的交情，从小学到中学我们都是同学兼最要好的朋友，用北京话说就是“发小儿”（从小就是好朋友的意思）。“发小儿”的面子可不好驳，于是我把消息传播出去，不久就有了回音。
这次是外交部宿舍。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这家伙正趴在一位前大使家的姑娘的床上，看见我坐在床沿儿上，就大模大样地走过来，用眼睛和鼻子把我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大概没发现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又若无其事地走回去，重新趴在姑娘的被窝上了。这是一只大公猫，它走过来的时候我打量过它，不算尾巴，这家伙的个头也足有半米长，结实匀称，体态优美，目光锐利，步履沉稳自信；毛色棕黄，有非常清晰的虎纹，被毛又短又密，有漂亮的光泽，在白炽灯的照耀下闪着金光。
猫也和人一样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猫富态慵懒，有人把它比作闲懒的女人，确实很恰当；有的猫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贼头贼脑，见人就躲，像兰木匠家的黑猫绿眼；有的猫娇生惯养，嫉妒成性。我就被一只妒猫抓过，因为它的主人净顾着和我说话，慢待了它。我眼前的猫跟那些猫可不一样。我问大使的女儿，它原先的主人为什么不要它了，回答是“不知道”。这可是件奇怪的事儿，因为这猫看上去是一只好猫，一只难得的猫。这只猫在陌生的环境里竟然处变不惊，我行我素，对陌生的人既不躲闪也不殷勤，你能明显地感觉到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有距离的友善”。
大使的女儿说这只猫身上有股子“英国派头”。
“它重得很呢。”那姑娘说。我没立刻去掂量它的分量，而是用手轻轻抚摸它的背。我是在试探它，我知道很多猫是不许生人摸的。大黄猫对我的抚摸没有反应，但我看得出来，它不喜欢我摸它，它之所以不反抗，只不过是“有礼貌的容忍”。我抓住它颈后的软皮把它提起来，它也没表示反对，看来它安于自己的命运——被主人遗弃的命运。这家伙很重，沉甸甸的。
“能煮一大锅，”那姑娘又说，“你们几个人吃？”
最后这句显出女孩儿的细心。
这时，我的心头掠过一丝惋惜的苦涩。我看着这只“英国派头”的猫在想，它知不知道什么命运在等着它呢。它会被剥皮肢解，落釜成肴，被人类撕啃、咀嚼、吞咽，最后化为粪土，化为乌有。人类社会是另一种荒野，这话是维克多-雨果说的。而荒野的法则就是：吃和被吃，这话是杰克-伦敦说的。
我把它带到西单北大街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它是被装进一只旅行袋里，又捆在自行车后衣架上，在严冬凛冽的寒风里，经过四十分钟的旅程才到那儿的。
司徒家住在一座四合院里。
这是一座不规整的四合院。院子的北、东、南三面都接着别的院子，只有西墙临街（胡同），所以院门就开在朝西的西南角上，按中国的建筑风水说这似乎是犯忌的，这种安排可能是“破凶”，是受地形限制而不得已。这是一个一进院落，没有门房，没有影壁，南房的西山墙就算是影壁了，司徒家就住在南房。一般四合院的南房都是倒坐房，是给留宿的客人和下人住的。但是这个院子不同，它的南房是正房的形制，只不过坐南朝北不带耳房而已。实际上，这院里的北房和东西厢房都没有耳房。司徒的父亲在一所中央级研究单位里做高级工程师，所以他家占有整座南房。南房的当中是明间中堂，当作客厅兼餐厅。中堂的两边各有一间套间。司徒的父母带着他四岁的小妹妹住在东套间，西套间住着司徒三兄弟。这座南房有一个很宽的檐廊，这正说明这南房是正房形制。檐廊的东西两端是封死的，司徒家在东西屋的檐廊外面加了一道女墙并封了玻璃，把檐廊的东段改成了厨房，西段改成了储藏间。
院子里的北房和东西厢房住着另外六户人家。
司徒对我这么晚去他家造访多少有些惊讶，他看看我手里提的旅行袋，问我拿的什么。我说：“你要的猫，来了。”我把旅行袋放在他的床上，他立刻走过来把脸凑近袋子。我把旅行袋的拉链拉开一条缝。大黄猫也许对这次不愉快的旅行感到不满，它探出头来，冲着眼前的司徒咆哮了一声。司徒立刻兴奋得两眼发光，他搓着双手说：“这猫太棒了，这猫哪能吃啊，这种猫得养着。”他拉开拉链，把猫抱出来放在床上。大黄猫并没有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环境而惊慌失措，它端立不动，环顾四周，安之若素。司徒家的人都围了过来,都对这只猫非凡的气质赞叹不已。老司徒说这种猫叫虎猫，不但长得像老虎，而且做派也像老虎。“它就是个儿小，要是长得跟老虎那么大，它可比老虎厉害。”从那会儿起，它的名字就叫虎猫了。
虎猫很快就熟悉并适应了新环境，它在这方面的能力出人意外。首先它知道司徒家是它的新家，它可以心安理得地进进出出，并查遍家里的各个角落。院子里其余六家就是“别人”家了，它走到人家的家门口就会停住脚步，如果它看见屋里有人走动，会叫一声，算是跟邻居打招呼，然后就走到下一家去重复这个程序。虎猫从不擅闯人家，更不会上“别人家里”去翻箱倒柜。虎猫也不像那些跟谁都近乎，跟谁都撒娇的猫，它和人的距离是根据它和这个人的亲密度决定的。虎猫从第一天起就认定司徒是它的新主人，所以它和司徒最亲，它经常上司徒的床，而家里别人的床它从来不上。只要司徒在家里或在院子里，它总会跟着司徒，它和司徒的距离往往在一米之内。它和家里别人的距离会保持在二到三米，后来因为司徒的母亲，就是司徒伯母经常喂它，所以它也像对司徒那样，允许司徒伯母抚摸它。院子里其他人家的人只要走进离它五米的距离之内，虎猫就会转身走开。有的孩子追着想去抱它，它会跳进自己家里，呆在它认为安全的地方。
那个时候，北京的四合院里很多人家都饲养家禽和小家畜，象鸡，鸭，鹅和兔子之类。司徒家就养了一只叫做“青紫蓝”的兔子。虎猫到司徒家的第二天，司徒坐在他家的书桌前抄提琴谱子（司徒的业余爱好是拉小提琴），虎猫在司徒旁边的小凳子上坐定，守着它的新主人。这时候，“青紫蓝”进屋来了，它发现家里来了个陌生家伙，先用鼻子使劲儿闻了半天，然后，也许是想看个仔细就向虎猫一蹦一蹦地走过来。这时，虎猫一只眼睛看着司徒，另一只盯着兔子，并轻轻地抬起右前爪。虎猫的意图很明显，这一切都被司徒用眼角看在眼里。就在虎猫举起爪子，准备给“青紫蓝”“来一下子”的时候，司徒冲它狠狠地“哼”了一声，虎猫马上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它不但立刻收回了爪子，而且还装模作样地左顾右盼，似乎在说：“你用不着这么紧张，我对那家伙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司徒放下笔，把虎猫领到院子里，一边指着邻居们养的家禽家畜给虎猫看，一边敲着它的额头。从那以后，虎猫和院子里的动物伙伴就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了。当然老鼠和麻雀除外，虎猫到这院子的一个星期之后，这座多少年饱受鼠患肆虐的院子里的居民发现，那些让人头疼的老鼠都无影无踪了（院子里以前也有人养过猫，可养猫也不管事儿）。虎猫还在房顶上追过麻雀，它是怎么懂得区分家养的和野生的动物，就没人知道了。
虎猫高雅，有礼貌，能赶老鼠，很快就赢得了全院子的人的喜爱，司徒也因此觉得很有光彩。
但是虎猫有一个怪癖，在它到司徒家的第一天司徒就发现了。
虎猫每天夜里都要外出。
第一天夜里，虎猫在司徒家关着的家门里转悠了一夜，显得烦躁不安。第二天夜里它跳到司徒的床上，面对着准备睡觉的司徒，若有所求地看着他。司徒不明白它要做什么，就欠起身来。虎猫立刻跳下床去，跑到大门口，用前爪拍拍门，这动作的意思是太明显了。于是司徒披衣下床，拉开大门。虎猫的身子在门缝里一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天亮以后它才回来。
当天晚饭后，虎猫就拒绝进屋。它在厨房的炉子边上给自己拾掇出一个简单的窝铺，就呆在那儿不挪窝了。其实，那窝铺就是个摆设，因为白天虎猫都待在屋里，晚上又从不在家。它傍晚死活待在厨房里的原因只有一个：厨房的门晚上是不关的。
这家伙为什么晚上非要出去不可，去哪儿，去干什么？直到几个月后的一个偶然机会才解开了这个谜。
一九六八年三月底的一天，司徒和我们几个同学相约一起骑车去香山。那天天刚蒙蒙亮司徒就起床了。院子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他先到厨房里打水洗脸，然后站在檐廊下刷牙。这时他忽然觉得对面房子的房山上有什么动静，定睛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在北房房顶上的是虎猫。
如果只有虎猫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在虎猫身旁还躺着一只肥大的鸭子。司徒一手端着漱口杯，一手举着牙刷，半张着满是泡沫的嘴，呆如木鸡地站在那儿，用他那双考飞行员都够格的眼睛看了整整五分钟。他能肯定的是：一，那鸭子是家养的；二，鸭子在半夜之前肯定还活着；三，弄死鸭子的只能是虎猫。四，虎猫居然能把那么大的猎物弄上房。
司徒觉得背上一阵发凉，因为他忽然明白了，他家养的是一只披着高雅的君子伪装，在每一张夜幕的掩护下四处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
司徒匆匆地漱了漱口，就蹑手蹑脚地到东套间叫醒他母亲。母子俩站在厨房的窗子里看着房顶上的虎猫。这时，虎猫已经撕开了鸭子柔软的下腹部，正从鸭子的体腔里掏出内脏，在那儿大快朵颐呢。母子俩互相看了一眼，心照不宣，他们再也不会对虎猫白天几乎不吃东西而感到奇怪了。
在去香山的路上，司徒对我详细讲述了早上发生的事。我想也许这就是虎猫为什么被外交部那家人遗弃的答案。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极其
“遵纪守法”，谁敢把一个到处为非作歹的强盗养在家里呢？司徒家的人，除了他那四岁的小妹妹，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都替虎猫捏一把汗，不难设想虎猫在干那些“不法勾当”的时候一旦陷入人手会是个什么下场。但是这家伙似乎有神灵保佑，一路吉星高照，从没有过任何闪失。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我去司徒家时，司徒伯母笑着对我说：“找虎猫吶？虎猫不在这儿了，让他大姨家借走了。”
司徒的父母都是名门之后，司徒伯父早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伯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所以他家的亲戚个个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司徒的大姨家住东城一个国家科研机关大院儿，大姨父姓梁，是高级研究员。一家人住一套三居室住宅。那是一座五十年代按苏联图纸修建的公寓大楼，结实，气派，屋子的开间大，净高超过三米，硬木拼花地板，宽走廊，厨房和卫生间很大，卫生间里还有一个两米长的标准浴缸，改革开放前，这玩意儿绝对是奢侈品。
可这么好的房子，“文革”时竟然闹老鼠。
五月里，司徒的表妹到司徒家串门儿，看见了虎猫，得知虎猫是老鼠的克星，回家后就对父母学说。于是，梁家大姨父就让司徒的表妹过来把虎猫借走了。实际上，梁家借虎猫就跟当年刘备借荆州一样，是有借无还的。
有虎猫坐镇梁家，家里的耗子很快就非死即逃，加上虎猫的“英国派头”，梁家上下对虎猫就“爱不释手”了。可梁家的人并不知道虎猫有“夜游”的习性，而虎猫呢，进了楼房仍依然故我，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绝大多数猫一进楼房都会晕头转向，因为楼房住宅都是绝对封闭的，楼里的住户家家房门紧锁，以邻为壑，进出远没有开放式的四合院方便。楼房又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楼门也造得一模一样，每一层的房门更没什么区别，按一般猫的智力，一旦离开家，出了楼门，就别想再找回去。我住楼房多年，找不到家门儿的猫我见得太多了。可是，这些都难不倒虎猫，这家伙似乎能记住每一条走过的路，我甚至觉得就是让它走一回迷宫，它也能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司徒伯父曾经说过，虎猫是他这一生里见过的最聪明的猫，这话不假。
问题是虎猫每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怎么进出那道紧锁的房门。
虎猫到梁家一个月后，司徒去梁家串门儿时才知道梁家老小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相信虎猫有“夜游”之癖。“不可能呀，大门锁着，它出不去。”可是司徒不相信虎猫会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他仔细察看了梁家的房门，发现那门上有一个气窗。后来的国标建筑中只有不通风的中单元大门上才加装气窗，但梁家的房子是苏联版的，不但所有的入户门上都有气窗，而且所有的内室门上也有。
所有的气窗都是翻转式的。
翻转式气窗没有内框限制，向内向外都可以翻转。为了使气窗处于常闭状态，安装气窗时翻转轴会被装在比水平中心线略高的位置，这样气窗的下半部就比上半部稍重，气窗开启后如果不用什么东西支撑它，在地球重力的作用下，气窗就会自动关闭。
司徒说这气窗就是虎猫进出家门的通道。
在大门旁边还放着一高一矮两个碗橱。高的那只碗橱紧靠着门边的墙，虎猫站在橱顶上，它的前爪就可以搭上气窗框。
司徒给梁家老小分析情况时，虎猫就蹲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它不知道这些主人们在那儿唧唧喳喳地干什么，歪着头专注而好奇地看着他们。司徒回头看见虎猫就招呼它过来，并用手拍拍矮橱的橱顶，这意思很明显。虎猫走到矮橱前面，前爪在地上轻轻一按，就跳上矮橱。轻松，而且毫无声息。司徒又指着高橱的橱顶。虎猫看了看那儿，又看了看气窗，好像是明白了司徒的意图。它看了司徒一眼，一转身跳下矮橱，头也不回，径自走回它那个在厨房角落里用纸板箱做成的窝里去了。
梁家大姨父身上有很多知识分子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说话尖刻，这时，他看了看大家说：“这猫比咱们聪明。”
虽然梁家上下对司徒的话半信半疑，可是梁家大公子却打定主意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亲眼看个明白。小伙子有一只显眼的鹰钩鼻，院儿里的孩子都叫他“老雕”。晚上十点半，全家熄灯以后，“老雕”从床上轻轻地爬起来，只是虚掩上房门，借着门缝向外观望。不一会儿，虎猫从厨房里出来，在厨房门口停了一会儿，又依次经过各个关着的房门，听听门里的动静，然后走到那只矮橱前面，像白天一样，眨眼间它就上了矮橱，再一跳，上了高橱，一纵身钻出气窗就不见了。在气窗重新关上的时候，“老雕”听见了特别轻微的两声“噗，噗”。“老雕”是非常聪明的，他琢磨了一下就明白了：虎猫不是直接从气窗上跳下楼梯，它是把楼梯扶手当作中间落脚点，所以第一声“噗”有点儿发闷。
“老雕”回到床上，先把闹钟定在四点，想了想又改在三点四十五分，把闹钟塞到枕头底下，很快就睡着了。
一阵似乎非常遥远的铃声把“老雕”闹醒了。他揉揉眼睛，又看了看仍在沉睡的弟弟，然后轻轻走到厨房里。
虎猫的窝里空无一物。
“老雕”提起一只小凳，走到大门边，把门开一条缝，就坐在门后等。
一个动静，很轻，但是足以惊醒“老雕”，“老雕”心里明白：他准是睡着了。他睁开眼睛，发现虎猫正蹲在矮橱上注视着他。他抬头看了看，气窗早已关上了。虎猫冲他发了一会儿愣，就跳下矮橱回厨房去了。
现在，轮到老梁家替虎猫捏一把汗了。全家人围着餐桌吃早饭的时候，十只眼睛都看着蹲在猫食盆旁边的虎猫。梁家大姨父说如果有一天早晨虎猫没回来，“咱们就给它开追悼会吧。”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虎猫有足够的聪明和经验，它对付“人类社会”已经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一九六九年一月，我去陕北的时候，虎猫还安然无恙地在科学大院儿里过着它那奇特的白天做绅士，晚上当强盗的佐罗式生活呢。
然而，房东太太家的小黄猫却没有虎猫的那份儿幸运。还没等它积累起足够的应付人类的经验，就被这个比荒野还要凶残的“人类社会”吞噬了。
八.
小黄猫失踪了。
那天我下班回家后，房东太太告诉我，从中午就不见小黄猫的踪影，花猫满院子叫着跑着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不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现在花猫也不见了，大概是出去找小猫儿去了。
到晚上我上床的时候这母子俩也没回来。
第二天早晨，我看见花猫独自趴在旧井台上，它愣愣地，茫然地看着前方。我叫它，它仅仅回头看我一眼，又转过头，继续出神去了。我推车出门时，看见房东太太，问她小黄猫回来没有，老太太默默地摇摇头。
我已经预感到小黄猫出事儿了，而且凶多吉少。
下午我到家时，房东太太说小黄猫找到了，是在离我住的院子大约三百米的一条水沟旁找到了小猫儿的尸体。
小黄猫是被人打死的，听说那具破碎的尸体惨不忍睹。
我明白了花猫早晨为什么在旧井台上发呆。它已经在夜里找到了它惨死的孩子。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在行为上有很大不同。犬科动物外向，感情外露。小崽儿死了，它们会长时间地仰天哀号，还会舔干净孩子的尸体，甚至会继续把它们弄到的最好的食物放在幼兽的尸体旁，用鼻子拱那些冷硬了的躯体，企图唤醒它们
“沉睡的”孩子。猫科动物都内向，它们会默默地接受各种打击，无论这打击有多大。花猫发现小黄猫的尸体是是什么表现，没人知道。但是，我早晨在旧井台上看见的绝不止是一只望着远处发愣的猫，而是一个伤心欲碎，肝肠寸断的母亲。
房东太太分析，小黄猫是中午时分趁它的母亲稍不留神的功夫从某一个排水口跑出去的。外面的世界对它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小猫只看见了那些它没见过的新奇的事物，可它不知道那里充满危险。
这条街在省城的名声不好，因为这条街居民的成分“很复杂”。
这所宅子是解放前一年房东家花二百块现大洋盖的，之所以选中这儿是因为那时这里还是一片田园。房东家的房子往东离护城河只有一百米，中间没有任何建筑，河边绿柳成荫，水里白鸭成行。往南一百米是西门关厢，集中了百十来家商铺，吃喝玩乐，一应俱全，生活便利之极。北面约五百米有一座荒芜的古国王墓，陵寝破败，满园荒草。不过遗存的翠竹苍柏仍被覆大部分陵园，遮天蔽日，郁郁葱葱，不失为一方怀古追思的好去处。解放后的头几年也没人来破坏这里的田园风情。但是好景不长，一九五八年，省城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城市改造，于是，成百上千家拆迁户蜂拥而至，不上一年就出现了一条新街道。房东家被淹没在小市民低俗嘈杂的汪洋大海里，以前安静悠闲的好日子永远再见了。
在旧中国，省城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除了手工业之外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机器工业。城里的居民大致分为两类：达官贵人，富贾豪商少数有钱人占有城里大面积住宅和绝大多数财富，其余的大多数人就是为他们服务的所谓城市贫民。这些人包括：小商贩，小店主，拉黄包车的，抬轿子的，扛脚的，做饭的，看家护院的，卖艺的，差狗子（警察和官差的蔑称），老妈子，戏班子，妓女，小手艺人，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这些人靠依附“剥削阶级”过活，自然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虽然也是穷人，可无时无刻不在想发家致富，他们比谁都明白，要想发家就得损人利己，就得穷凶极恶，就得不择手段。“阶级烙印”之深，连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也没法改变。他们不但穷，而且自私，自私到狠毒的程度。
省城鼠患猖獗，越穷的地方老鼠闹得就越凶，房东家的这条街是出了名的穷街，所以养猫的人很多。但是因为穷，人过日子都难，谁还顾得上猫？很多人家都不给猫吃什么东西，猫就只好去别人家偷，偷的就不只是猫食了，大多数情况下偷的都是“人食”。于是，只要在自己家里院子里看见别人家的猫就打，有些猫其实不是来偷东西的，是过路的，那也打，狠狠打，如果可能，就往死里打。以金钱划分社会地位的结果就是“富人傲慢，穷人凶狠”（维克多-雨果《笑面人》第一部第一章）。
这条街上的穷人格外凶狠。
小黄猫就是这凶狠的牺牲品。
不久，花猫也惨遭毒手。
每一次家里发生的事，我都是在下班回家后得知的。这次也不例外。在我要推车进屋的时候，房东太太从她家的屋里出来，她手里捧着一杯淡茶，眼圈有点儿发红，用很低的声音对我说：花猫被人打了，打得很厉害，后半身已经动不了了，它是用前腿艰难地爬回院子的。听了这番话，我感到一阵揪心地难过。那时我在省城还没有什么朋友，回家后更没人来找我，花猫就是我的伴侣。我问房东太太花猫现在在哪儿，她指了指花猫的“空间”。她说花猫进去后就再没出来，而且不论老太太怎么叫它，它都不回答。我把自行车放下，蹲在那个通风口前面叫花猫，我叫了好几声，才有回答。它的声音已经变了，不是“喵喵”地叫，而是“嗷嗷”地叫，一声比一声长，一声比一声凄惨。那是花猫在哭。最后它艰难地爬到洞口，看着我，开始呜咽。我轻轻地摸摸它的头，做为回报，它舔了一下我的手背，最后看我一眼，又爬回洞里去了。
我想无论如何要救花猫。我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的云南白药。那年头，这药可不好买。因为家父在五十年代初做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老同志老部下遍及云贵川康四省。这次虽然是被“流放回乡”，但是来探望他的人却络绎不绝，包括在云南的老同志。所以我家从来不缺云南特产，特别是云南白药。
储藏室里还有三盒白药，每盒十小瓶。每瓶里都有一粒“保险子”，说是在人大出血，生命垂危时服用，有奇效。我拿出一瓶，取出“保险子”，用榔头把它砸成粉末，放在小碟里，又倒了三分之一瓶白药，这剂量对人一次是太多了，但我一九六八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时候听连里的兽医说过，动物剂量比人的剂量大得多。然后在碟子里倒满炼乳，那是我母亲托人从北京带给我的。我不喜欢喝牛奶，就一直仍在柜子里。
我端着小蝶儿再一次来到花猫的“空间”。我叫了它一声，就把碟子放进通风口里，很快就听到花猫舔炼乳的声音，又急又快。声音停止后，我伸手从洞里拿出碟子，碟子已经舔干净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上班前，下班后都送一蝶炼乳加白药给花猫。
人说猫有九条命。也许是花猫生命顽强，也许是白药起了作用，四天后，花猫开始从它的“空间”里爬出来晒太阳。一个星期后，开始在院子里一瘸一拐地走动。直到一个月后，花猫才完全康复。我一九七八年从省城回北京的时候，花猫还生活在那座宁静的小院子里。
但是，后来的那些年，花猫再也没怀过小猫。
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人比现在更象狼。
现在已经不那么像了。”（维克多-雨果《笑面人》第一部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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