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的天空 Dreamy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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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狐啼

作者: 冯灵伯

一.
在一切野生的四脚动物中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最大的恐怕非狐莫属。尽管从远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想方设法谋取这种犬科动物的美丽皮毛，但因其行踪举止诡秘狡谲，所以一只在荒野中奔跑的狐总给人以神秘感。在我国的民间文学中自古以来就充斥着大量对狐的怪诞离奇的传说，这些传说又逐渐演变成各种迷信，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迷信的程度越严重，因为贫困和落后往往伴随着愚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陕北农村就是这样。各种迷信思想在当地都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其中也包括对神化了的狐的恐惧。按当地人的说法，狐是灾难的先兆，一个人如果与一只狐不期而遇，这人就难逃厄运。
有些事很邪乎，也没法儿解释。尽管我从不相信什么仙妖神鬼，但是有一天晚上，一只狐突然出现在一个小村庄旁，于是灾难从天而降。

陕西省的位置

二.
   二道河是一个只有八户人家的普通村落，离县城只有三四里路。村前是一条名叫周水的河，村后是起伏的山峦。周水两岸是这个县人口集中的地区，越靠近县城，人口就越稠密，自然生态也就被破坏得越厉害。在二道河周围很难见到原始植被，放眼望去，周水两岸，山上山下到处是低产的农田，只有在无法耕种的地方还残存着一簇簇荆棘或一片片零乱的草皮。在这里，野生动物几乎绝迹，尤其是四条腿的，当然，田鼠不在其中。飞禽也只有小群的麻雀，零星的喜鹊和偶尔低空掠过的游隼。像狼，狐这类大型的野兽都退缩到离周水两岸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深山老沟里。那里地广人稀，森林茂密，是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
二道河人说已有很多年没见过狐狸了。
   一九七零年元月的一天，我投宿在二道河村老杜家。
   老杜和我很熟，也很有交情。这是一个地道的陕北汉子，身材高大，力壮如牛，背上几百斤东西走崎岖的山路仍如履平地。老杜婆姨（注：陕北人称妻子为婆姨）长得有些秀气，在当地就算是个美人儿了，同样人高马大。两口子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好劳力。但是那时候，当地的劳动工值过低（日工值只有两角钱），加上还要养活一个老母亲，一个残废的哥哥和两个很小的孩子，这家人的日子过得很苦。

老杜的窑洞

当晚投宿在杜家的还有一个从清涧来的石匠。
吃完和忆苦饭（注：“忆苦饭”是用少许粮食，加上麦麸，糠皮和野菜做成的馍状食物。吃“忆苦饭”的目的是让生活在幸福的新中国的青少年一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没什么区别的晚饭后，时间还早。老杜一家都挤在窑洞里听那石匠讲他单干时如何发财和各种各样的享受。我觉得他是在瞎吹，可老杜厚道，又没享过福，听得津津有味。

听那石匠讲故事

老杜的哥哥儿时在山坡上摔折了脊柱，身体畸形，这时正佝偻着身子坐在灶前编筐子，这是他养活自己的唯一生计。老杜婆姨坐在灶旁的灯影里，边听边认真地纳鞋底。而老杜的母亲正慈爱地哄着两个小孙子入睡，整个窑洞里弥漫着宁静而温暖的气氛。我在白天走了五十多里路，晚上觉得很累，就静静地躺在炕的尽里头，舒展开疲惫的双腿，渐渐合上了眼睛。

窑洞中的炕

朦胧中，一种奇怪的声音突然传来，使我下意识地浑身一紧，睡意全消。这声音我虽然从没有听到过，但我几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动物的叫声。这叫声似乎就在窑洞外不远的地方，急促而高亢，在寂静的冬夜里显得异常凄厉。
   “伊—啊伊—”
   我睁开眼睛翻身坐起来。老杜早已不在炕上。我身旁的石匠仿佛已被这声音凝固了，他半张着嘴一动不动。老杜的哥哥和婆姨也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像石头人一样呆坐着。而老杜的母亲已伏下身去，把两个孙子揽在怀里，满脸惊恐的神色。我发现老杜站在窑洞口，用他那高大的身躯把低矮的门洞独得严严实实。
   “是什么在叫？”我问。
   “狐狸。”
   “狐狸叫怎么了？”看到大伙儿这幅模样，我大惑不解。
   “狐狸叫就要死人。！”石匠这才活过来，转身冲我气急败坏地低声说。他分明是让我别再言语。我踅下炕，向门口走去。老杜头也没回，问我：“去哪儿？”我回答：“出去看看。”“别去！”老杜不挪身，口气斩钉截铁。我只得站在他身后，从他肩上向外张望。老杜家斜对着张福家。我看见小张福也站在自家门口用他那瘦小，单薄的身躯挡住家门。小张福十岁上死了爹，按当地的习俗女人是不能当家的，尽管张福还是个孩子，也算是他家的家长。我一下子明白了，各家的当家男人此时此刻肯定都在自家门口用他们的阳刚之躯阻挡这不祥的叫声。
狐啼来自对面的山坡，离老杜家似乎只有一二百米。它是那样地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一声接一声，没有间断。这叫声里有一股公然示威的味道，确实令人心怵。当我的眼睛习惯黑暗后，发现那坡上有一处凹陷，里面长满了野生灌木，“伊—啊伊—”的叫声正是从那儿传来，仔细看去，仿佛真有一点生灵在其中闪动，那就是恐怖的所在。

老杜家斜对着张福家

   那恐怖的叫声持续了约二十分钟，在此期间除了狗的狂吠再没有任何动静。后来狐狸的叫声逐渐远去，消失在远山里，所有的人才像是透过气来，但是整个村庄仍是死一般的沉寂。
   狐狸走了，却留下了恐惧。
   当夜，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在村里走动，各家各户都早早上好了门，各自吹灯上炕，蜷缩在破旧的棉被里。我不相信狐狸叫就要死人的说法，心里觉得村里人挺可笑。我躺下后不久就堕入梦乡，也许那天夜里，二道河村只有我睡得又沉又死。
   第二天早上，村里并没有什么异样，没有谁家遭灾，也没有什么噩耗，只是人们脸上仍残留着一丝惴惴不安的神情。我不想给老杜家添麻烦，没吃早饭就进城了。在村口我遇见了另一个二道河的村民李永茂。老李正赶着驴车出村，车上躺着他的婆姨，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只在厚厚的头巾下留了一道缝，一双不安的眼睛在转动。老李先和我打了招呼。我问他是不是也上县（注：当地土话，“去县城”的意思），他回答说是送婆姨去医院，接着又含混地说他婆姨是难产，昨晚折腾了大半夜，孩子没生下来，他大儿子说只能上医院让大夫瞧瞧。他扫了我一眼，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昨天夜里不太平，我这心里也不踏实。”我知道他说的是狐狸叫那档事儿，赶紧随和着点点头。大概老李家的人没把这当回事，所以只有老李一个人赶着车进城。在县医院门口，我们分了手。临走时我听见老李婆姨说了句什么，但她包裹得太厚，我没听清，从她含笑的眼神和不停地冲我点头的模样看，我想她是在跟我道别。这对夫妇男的年近半百，女的也四十五岁了。他们的大儿子已经二十出头，头年念完了县中学的初中，成了村里备受敬重的大学者，讨了媳妇，媳妇又怀上了孩子，真是三喜临门。这时老李的婆姨也怀着孩子，村里人说这婆媳俩能赶上一起坐月子。陕北的女人特别苦，除了管家，看孩子，做饭，缝补浆洗，伺候男人，干各种各样女人能干的农活外就是生孩子。从未完全成年就嫁人起，一直生到实在不能生了为止。造成这巨大苦难的原因一是旧的封建思想作祟，多子多孙，福寿满堂；二是当时当地新法接生没有普及，而旧法接生的直接恶果之一就是婴儿成活率低，加上医疗条件太差，十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相当高，只有靠多生多育来弥补；三是当时口粮的分配是按人头算的，一个孩子也分一份成人口粮，在粮食严重不足的年代，多生孩子就成了多分粮食的手段。我后来听说，医院的诊断是李永茂婆姨因年龄太大又胎位不正形成难产。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天这个善良而又苦命的农村妇女怀着她最后一个孩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黄土高原上的农村小道

下午我在县城里再见到李永茂时他竟是一幅失魂落魄的模样，一见我，眼泪就涌出那布满深深皱纹的眼眶。他呜咽着告诉我他婆姨已经死了。听到这意想不到的噩耗，我当时的惊愕简直无法形容，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老李呐呐地，语无伦次，含糊不清地叨咕着：“狐狸……狐狸……”。李家老小十余口都到了县医院，从李家大小子嘴里我弄清了事情的经过。李永茂婆姨在产科检查后，医院决定作剖腹产手术，对她这种大龄产妇来说这是最安全的。手术室一边作准备一边通知县发电厂供电。那时县里只有一座小火电厂，供电范围只限城关，供电时间也限得很严：早上半小时，七点到七点半，供县广播站广播早间新闻，这是政治需要；中午一小时，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供县广播站午间广播；晚上三小时，供城镇居民照明和晚间广播新闻；特殊情况例外，医院手术就是例外之一，没有手术结束的通知不许断电。谁知那天的电厂值班员是个马大哈，既没有把手术供电写在记录板上，十二点交接班时也没有向接班人员交代。十二点半，电被拉断了，手术室内登时一片漆黑，李永茂婆姨正大开膛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护士乱作一团。等打通电话再度供电时，产妇终因失血过多，惨然去了。
我认为这是一起事故，但李永茂却坚信是狐狸闹的。他一口咬定头天晚上狐狸是冲着他家叫了半天。我尽量委婉地向他解释这是迷信，他确认了真。他告诉我川道里已有差不多二十年没见过狐狸的影子，更没听见过狐狸叫。狐狸为什么要从深山老沟里冒险跑几十里山路到川道里来冲他家叫呢，总不会无缘无故吧？我无言以对。但头天夜里狐狸叫，第二天中午就死了人，这是不是巧合，只有天知道了。我从县里回二道河时，天已全黑了。一出城关就不见一点灯火。天是深深的藏蓝色，但仍有一种透明感。川道两旁是黑乎乎的山影。在黑暗中，脚下的延（安）定（边）公路显出一种模模糊糊的灰白色。我摸黑走了不远就觉得有些异样，差不多每走十步地上就有一块白色的东西。我弯下腰去仔细看，原来是一张白色的纸钱。山里人穷，不可能像八十年代以后的北京人那样大把大把地把纸钱撒得满复兴路都是。他们更敬畏神灵，每走十步就毕恭毕敬地在公路中央摆一枚纸钱，这可是死者去阴间的买路钱啊。我明白，李永茂和他的家人不久前刚把李家婆姨的尸体拉回村去。这时，四下里没有一点声响，那纸钱静静地躺在路中间，像一只白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默默地瞪着我，阴郁而不祥，我仿佛又听见了“伊—啊伊—”的狐啼，一阵无以名状的恐惧突然袭上身来，我只觉得脊背和后脑上的毛发全竖了起来。我猛然回首四顾，然而，在漆黑的夜色中显得苍白无力的延定公路上却空无一物……
半年以后，轮到了我自己。

纸钱

三.
陕北是黄土高原，厚厚的黄土无边无沿，岗峦起伏，像是一片黄色的瀚海。凡是黄土覆盖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除了贪嘴的麻雀几乎见不到野生动物。山峦与山峦之间是山沟。在沟底，埋藏在几十米至几百米黄土层下的红褐色沙质页岩就暴露出来。从岩缝里渗出涓涓细泉，泉水在一些浅坑里积成水池，这就是当地居民饮水的水源。
村子一般都在地势较高，靠近山顶的地方。当地人得赶着驮着特制水鞍的毛驴走好几里崎岖山路才能到达水源，每次往返费时一小时，驮回来的水只有大约五十升。因为毛驴每天只能驮一次水，所以当地吃水困难可想而知，卫生条件差也在情理之中。
不断渗出的山泉会溢出水坑向低处流去。几股山泉汇成小溪，小溪又汇成小河，小河在蜿蜒曲折的山沟里流淌，流过几里，十几里或几十里，最后流出沟口，汇入川道里的周水。从周水两岸的沟口往沟里走，越走就越多自然风貌。深入沟口二三十华里，就可以看见大片原始灌木和褐山鸡，这是山里除麻雀外最常见的野生禽类，如果你运气好，还会看见色彩艳丽的蓝马鸡。在离川道四五十华里的深沟里，因人迹罕至，原始植被未遭破坏，高大的落叶乔木和低矮的灌木同样茂盛，是狼和狐这类大型野兽出没的地方。在更远的大山深处，也就是当地人称之为“老稍沟”的密不透风的林莽里，据说还有熊和一种有花纹的野兽，听人形容，不是金钱豹就是俗称大山猫的猞猁。这就是黄土高原上的两个世界。人类占据着其赖以生存的黄土覆盖的山顶，山坡和川道，而荒野则残存在山沟深处。即使在夏季，站在黄色的山顶上也看不见绿色的山谷。

日常生活依靠木材

我住的村子离川道有将近五十华里，是一处边鄙山区。

我住的窑洞

一九七零年八月的一天，我储备的柴禾烧完了。

打柴是件苦活儿，下沟寻柴不说，背着一二百斤的柴捆，攀上陡峭的山坡可不是件省力的活计，尤其是遇见又陡又窄的小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悬崖，路宽不到一米，背着两米多宽的柴捆，只能侧身，使柴捆朝外，两手扶着崖壁，像螃蟹一样横着爬过去，一旦失足，就会连柴带人滚下深谷，非死即残。所以不到不得已，我是不去打柴的。
那天下午，我向队长告了假，提着一柄长斧和一捆皮绳打柴去了。离村子十里远有一条深沟，沟底宽阔，布满了天生落叶林。高大的乔木间是茂密的，一人多高的灌木。夏季不是备柴的季节，这里又极少人迹，所以我很快就弄齐了一捆柴，全是干透了的枯木，大约一百五十斤左右。用皮绳把柴捆好后，我找了一处浓浓的树荫躺了下来。树林里十分明亮，刺眼的阳光经过无数树叶的漫反射变得非常柔和，在半径很大的范围内，只有我独自一人。但我能感觉到，在我周围活跃着许多小动物。我可以听见小鸟的鸣叫和它们不时扇动翅膀的仆仆声，还可以听见灌木丛里和草丛里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野兔野鼠一类的小生灵在忙活一天的生计。所有这些声音的背景音是微风拂动树叶的沙沙声。我静静地躺着，身体越来越放松，最后竟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艰苦的劳作，同样艰苦的生活，逆境中的苦恼，长年的饥饿与疲惫，对远在“五七干校”里被“群众专政”的父母的思念……所有这一切仿佛都离开了我，而承受这些痛苦的躯体也仿佛渐渐地融化在这静谧，清新，柔和的环境中。我只想这样一直躺下去，躺下去……这时，从极远的地方隐隐约约传来了“伊——啊伊——”的叫声。

两手扶着崖壁，像螃蟹一样横着爬过去

“一只狐狸。”我想。我并不在意，在这深山老沟里狼和狐经常出没。但我很快警觉起来，因为那叫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狐是一种非常诡秘的夜行性动物，它们最拿手的就是隐蔽自己的行踪，一只狐是决不会在大白天一边大声叫着一边奔跑的。我睁开眼睛，飘飘欲仙的感觉荡然无存，一心听着那由远而近的叫声。那叫声仍像我在二道河听到过的那样急促，高亢，凄厉而清越。我立刻断定这只不断啼叫的狐正以很快的速度向我所在的山谷奔来。一两分钟后狐啼一下子变得更响亮，更清晰，我知道那家伙已经翻过山梁跑进山谷。这时，一切其他的声音都消失了，小鸟不再叫，不再飞。草丛里的小动物也没了任何动静。甚至连风也停了，听不到树叶的沙沙声，只有那令人发怵的“伊——啊伊——”的叫声在飞快地接近，不，是逼近。我一个鲤鱼打挺从草地上跳起来，顺手抄起身边的长斧，躲在一丛灌木后面等待着。这是把好斧子，斧头是我在北京前门一家大五金店里买的采伐斧，除刃口部分外，表面喷了一层金色的铜，砍伐速度比当地的斧头快一倍。我请村里的木匠给这斧头配了一根有磷青铜光泽的栒木长柄，使起来得心应手。虽说这斧子足以对付一条狼，但我心里仍然没底，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独自一人在荒野里面对一只野生的食肉动物。林中的灌木非常茂密，能见度不过两三米。微风。只要狐奔跑的路线和我所在的位置偏离十米，它就会和我擦肩而过。但是从越来越近的叫声判断，这家伙是直奔我来了。最后，当我觉得它已经到了我跟前，就要冲出眼前的灌木丛向我猛扑过来的时候，那叫声却嘎然而止。
一下子静极了，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切荒野的对抗中谁先发现对方谁就占尽先机。尽管我自认为隐蔽得很好，狐还是首先发现了我。现在我只能被动防御了。我握紧斧子，屏住呼吸，紧张得浑身发疼，同时瞪大眼睛，四顾察看。只要树丛有一丝晃动，草丛里有一点儿悉索声或是一片模糊的橙黄色在灌木中滑动，我就会抡动长斧猛扑过去。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在我拿不准这紧张而痛苦的对峙会持续多久时，那尖厉的“伊——啊伊——”的叫声突然在我身后响起，仿佛就在我的脚下。下了一大跳的同时，我急转过身，并顺势在身后抡了一斧子，但我什么也没抡着，什么也没看见，眼前的草丛和灌木没有一点儿晃动，只有那令人恐惧的叫声在迅速远去。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一定和当初那老石匠一样被这叫声凝固了，直到狐啼完全消逝，我才颓然跌坐在草地上。
周围恢复了先前的勃勃生机，小鸟和小动物又活跃起来，连一时静止了的风也重新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也许风根本就没停过，只不过我太紧张，以为它停了罢了。我再也回不到曾经感受过的那种美好状态。恐怖的狐啼！李永茂婆姨死了，对我又意味着什么？我好像在冥冥之中看到了二道河夜路上那枚惨白的纸钱。

我呆坐了很久才背起柴捆，艰难而缓慢地爬上坡顶。当我走近村口时已是日落时分。夕阳金色的余晖里，家家户户都升起袅袅炊烟。孩子们老远迎上我，在我周围蹦蹦跳跳，仰着天真的小脸儿问长问短。大人们远远地向我点头致意。村里的狗也冲我摇头摆尾，有一只甚至扑到我身上表示亲热。我在山沟里的遭遇并没有让他们觉得我身上有什么异样。我也从未向村里人提起过这件事。虽然他们不会像旧社会里对付妖鬼缠身的人那样把我赶出村庄，但是我也没有必要把恐怖的阴影抹在乡亲们的心里。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一生大起大落，走运时做过外资企业的老总和总设计师，落魄时当过蹬三轮的苦力和卖菜的小贩，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靠一点菲薄的收入勉强糊口，还被包括我父母的老部下在内的上等社会所鄙视。但是，当年陕北山沟里那只直奔我来的狐狸对我的一生有什么影响，我至今也没弄明白。

作者冯蓬和陕北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