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陕北
(8/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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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霖在志丹陵 (7/20/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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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蓬对我说：上山下乡一定是党中央的要从中选拔优秀干部的一个策略。我听了心想，他这样想也太理想化了吧！
我也曾想过，是否随冯蓬一同去陕北插队，但是我其实哪里也不想去，就想继续学习，虽然已经不可能，…。班主任刘德伟对我说：你最好不要跟冯蓬一起去陕北，你的家庭情况和他不一样，你父亲的问题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已经有明确的结论，而他父亲还在审查之中，…。凭感觉，我觉得他不会在那里待多久的，而我若去了，却说不定会陷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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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969年2月6日，一进方巾巷，人如潮水，车如海，进了北京站，一到月台，满满的尽是学生。北京六中在开往陕西的绿皮火车的第七车厢。送人的绝大多数是学生，有朴素的，有抽着烟摆着普儿的，有衣装整齐表情严肃的，有嘻嘻哈哈东招西呼的，都一群群，一堆堆讲着话。也有送人的少数家长，他们表情很沉重。…。我加入了冯蓬，董东生，董春生，曹武汉，何少华等一伙人中谈着话。我看见后面一片军服的绿色，贺家的人，曾家的人和一些送行的人，均是军装，军大衣。女的围着蓬松的大围巾。其中贺佑明身着一件军装色的带拉锁帽的大衣，围巾中露出面色红润的脸，正和一个同样装束，带着口罩的人讲话。旁边还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男子，还有曾豫，曾鲁，等许多人。时而可见一个极像贺龙的矮个子，一定是贺佑明的哥哥了。这些背运的将门子弟们！陈英，谢兵，管凯明等人围成另外一群，我走过去，谢兵走时紧紧拉着我的手，快开车时，哭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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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3日，早上到北京站送冯蓬。冯蓬的父母，冯诗云，周之奇也去了。还有陈新元，何少华，李晓光，张序国，宇均良。大家照了相。陈新元说：“又走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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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蓬从陕北来信：草草聊了一下路上的经过，及志丹情况，然后说在延安住上等旅馆用一元两毛五，而第二天睡澡堂，只用了一毛五分。于是开玩笑地感慨道，“人的命运既如此，徒上徒下只在旦夕之间。”。我看后仰天大笑。
谈到志丹的自然环境时，说：“此处多山，据说春夏之间，山青水绿，鸟语花香，如果降低标准来看，也可说是仙境了。”。我又仰天大笑。笑这个山穷水贫的陕北居然也可以被幻想出一个仙境。
信上还说，“此处多克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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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冯蓬又来了一封信。说陕北的情况很差。当时正参加分配会，我把信拆开后，念给同学们。班主任刘德伟听到后，一把把信抓住，拿走了。军宣队的大兵拿走了信，并对我说：在这个会上怎么能看这样的信？信上的许多情况恐怕有所夸大！我虽然心里想：你不就是一个大头兵，你去过陕北吗？但是嘴上却说：我真没有注意这封信会有什么影响，下不为例。才算了事儿。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整天坐在我们教室的课桌上，翘着二郎腿，抽着烟的大兵原来是在这儿监督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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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刘克进将要回陕北，携带的东西很多，他邀请我同去，我也正想去陕北看看，于是欣然答应。次日上午乘北京到西安的79次列车去西安。送行的人有刘克进的姐姐，曹武汉等人。一路顺风到达西安，火车误点，没有赶上去铜川的车。我们没有车票，在几个拾煤核的小孩的帮助下，出了西安站。次日趁火车到铜川。从此处北上就再也没有火车线路了。在铜川火车站蹲了一夜，第二天开始在公路旁摆手叫车。多数的路过车不愿意拉人，似乎等了很久才遇到好心的司机把我们带到黄陵，刘克进从这里转去洛川，于是我们分了手。在这里偶然遇到在此地插队的董东生。董东生对我说：他一个人在这里，已经八个月没有和人说过话了，自己觉得说话都不利落了。拿了一张报纸念一念，恢复一下嘴的功能。我说文革中得势的那些人都把子女送到军队当兵了。他说哪里是当兵，都当官了！我说：谢富治的儿子谢国庆，是我小学同学，他到北京军区当参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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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黄陵，我只身前往延安。在延安住了一夜，次日乘公共汽车到志丹。在公共汽车上，我注意到，当地人脖子多数是黑的，听说陕北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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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在延安以西93里地，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我见到了冯蓬，陈英等同学。先在陈英所在的青年点落脚。这里有刘天书，朱宗英，管凯明，陈英，任允增，刘的女友，刘的妹妹，还有一个叫穆言。 所以只有两个女的，是刘天书带来的，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分别住在几个窑洞里。管凯明，朱宗英和陈英所住的是一个小窑洞，里面有三张床。我就和陈英挤在一张床上。但是令我不习惯的是，刘的妹妹来到这个窑洞，掀开朱宗英的被子就钻进去，和他一起躺着。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完全没有礼义廉耻。朱宗英能唱歌，嗓音不错，男高音，在学校有集会时常出头露面，报个目什么的，还是个帅气十足的男生。
这里的厕所很简陋。土墙围起来的一块地方，刨几个坑，就行了。所以味很重，他们上厕所要吸烟，来抵挡臭味。
我在场的时候，在一个大窑洞里，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开始了一种仪式。大家好像要释放出所有的痛苦一样，各个泪如雨下，嚎啕大哭，那哭声惊天地，泣鬼神，振人心弦。我没有眼泪，只好偷偷溜到外边，望望天空，以舒缓压力。…
陈英告诉我，他们偷看到刘天书和他的女朋友滚床单的场景：被子鼓出了两个人罗在一起的高度。当听到别人的声响以后，被子又突然变成两个人平躺的宽度，…
陈英和管凯明是两个提琴手，他们能够拉出优美的乐曲。附近山坡上是他们练琴的地方。
而引起我兴趣的是，穆言。他应该是比我们低年级的学生，不知道是如何裹夹到这一群人里来的。他带着一架手风琴，每天在附近山坡上拉他的手风琴。他琴拉得很好，尤其是“土耳其进行曲”。他身材瘦高，眼睛大而有神。可以感觉到他很温和。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他头上，鼻子上都有血。他被他们打了一顿，说他偷了东西。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一点也不在意，仍然在傍晚和他在一起，听他弹“土耳其进行曲”。那轻快流畅的琴声在空中荡漾，和这里的气氛那么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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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蓬带我到他干活的地方，认识了当地农民老董。老董有一副很憨厚的样子，戴着一副眼镜。后来知道这幅眼镜是冯蓬送给他的。他家是在一个简陋的窑洞里。他的婆姨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妇人，身条儿非常纤细。人家说陕北的婆姨，干的都给男人吃了，男人要下地干活，自己喝稀粥，所以瘦瘦的，很苗条。
在老董家我第一次看到糠做的馒头，颜色是很深的棕色，吃到嘴里很粗糙，很难咽。不过他招待我们是蒸的白面馒头。在陕北很难见到白面馒头，连延安的饭馆里也只有黄米面发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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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左）崔霖（右）在志丹劳动间歇，后面是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原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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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也过来了。于是我们一起参加了老董家的劳动，播麦子。地是一块坡地。那坡差不多有60度。在坡上用牛拉着犁，绕着山坡水平地从下到上，来回犁出一条一条的垅，又在垅上间距大约一步的距离，用锄头刨出一个个小坑，然后在坑里撒种。为什么间距那么大？因为土地贫瘠，所以要种得很稀，并且种子里要拌上肥料。撒种的时候，胸前挂上一个木槽，其大小象个小型的猪槽，里面放上肥料和种子的混合物，然后顺着垅向前，每走一步，抓一把放到一个小坑里。然后后面的人用脚把坑埋好。处理完一条垅，就又从下一条垅返回来，这样把一垅一垅的土地都种一个遍。这样的原始的农作，真是很累人。休息的时候，我，冯蓬，和陈英就地一坐，从山坡上望着眼前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原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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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所在的生产队叫沙道子。在两边的山坡中间夹着一个小山谷。一条小河在山谷里流淌。虽然水量很少，但是一清见底，旁边也没有植物。7月正值夏日炎炎。我们就迫不及待下到河里，说实在，浅的地方刚没脚脖子，但是深地段也可以到腰深。水温很好，温温的，太阳高照。在这里游游泳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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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蓬在另一个青年点搭伙吃饭。我也就随他去那里吃饭。这里是那伙军队子弟，有曾鲁，曾豫，六弟，王安清，和贺佑明。这里只有曾豫和王安清是北京六中的同学。好像曾鲁在他们中年龄最大，是个拿主意的人。
我第一次去，我们来得晚，别人已经吃完。我见到了贺佑明。她很热情地和我们说话。我和她在北京东交民巷小学曾经是同班同学。她还说，崔卫生（我曾用名）那时在班上特别淘气，还拿出她的相册来，给我们看了她收藏的小学时代的照片。还指着照片说这就是当时的崔卫生。
我和冯蓬，陈英一起到志丹县城。所谓县城其实范围很小，没有什么商店，距离沙道子并不远。我们去了县城边上的刘志丹陵。陵园范围不大，建筑材料是红砖，有围墙，周围树木簇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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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蓬在志丹县 (7/20/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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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活动的时间不同，我们去曾鲁的青年点吃饭总是很晚的。有一天，我们到了那里发现已经没有饭了。于是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们留饭？他们没有回答。后来听冯蓬说，曾鲁说他们不伺候我们了。我想可能是我的问话使他们恼怒了。由于从来就没有直接打过交道，真的不知道说话的分量会给对方什么感觉。我很遗憾，把冯蓬的搭伙的事儿搞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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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蓬和陈英商量要离开这里，另找一个地方。这儿的生产队按地形位置，分成川上队，山上队，和山顶队。沙道子就是一个川上队，因为地处山谷的河川之上。而这次他们打算搬到一个山顶队去。山顶队就是村子位于山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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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到县里交涉迁队的许可。我陪他一起去，在半路遇到了刚从下面回来的管事儿，我看到陈英和他讲了半天，还哭天抹泪地，拿出手绢擦眼泪。后来谈话终于结束，陈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好了。然后又跟我悄悄地说：这不过是逢场作戏。…。我知道陈英极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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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在志丹县 (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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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的这个地方离沙道子比较远，我们搬着东西走了十几里地的山路才到达。
说是到了村里，根本不见房屋，只有几间窑洞。我感到回到山顶洞人的时代一样。一些小孩跑出来看我们，多数没穿衣服。连看上去都有十几岁的女孩，也没有衣服穿。这里是那么贫穷！有人说，有的农民家，全家盖一床被子。我看到这里这幅凄凉的景象，才真正相信了。
我们在一个小窑洞里安置好，现在那些乌烟瘴气的事情都没有了，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感到心情轻松了许多。陈英拿出来他的提琴，走到窑洞外边，拉了一段流行的革命歌曲。几个看热闹的小孩木然地望着我们，没有什么反应。她们没有见过世面，这里让人感到与世隔绝。
我问一位老乡的婆姨，这里离县城有多远。她回答说：我没有去过县城，我男人知道。看来她们很愚昧，连几十里地外的县城都没有去过。
山顶队吃水用水是个大问题，当地农民每天要用驴从十几里地的山下拉水上山。拉一次水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到了这里，陕北人一生洗三回澡的说法，才切身体会到了。吃水都那么困难，如何洗澡？
冯蓬开始整理他的东西。我看到他带来不少书，还有我们一起翻拍的照片，其中好像还有从外国画报上翻拍的，美国洛杉矶高速公路交叉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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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曾经随冯蓬到志丹县城里去拾粪。说是一个县城其实很小的一个地方。有几条不像街道的街道，很稀松。我们就在大马路上，用铲子和长把的簸箕收集马车过后牲口留下的粪便。走东走西，收集了不少。到了中午我们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倒地就睡。太阳照到身上暖洋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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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蓬和崔霖在志丹陵 (1969) |
陈英，崔霖，和冯蓬在志丹陵 (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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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六中慰问团来了。知青点里的人们一阵兴奋。听说其中还有伍思聪老师。她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对待学生很严厉。虽然她的个子不高，但是总是身板挺得笔直，表情总是很严肃。上课的时候如果有人睡觉，粉笔头马上飞过来，打到睡觉学生的身上。她常说：你们不好好学习，难道将来去掏大粪去吗？所以学生都很怕她，她的课堂一般是鸦雀无声。这次听说她也来了，大家一阵哄闹。好像现在终于不服天朝管了。青年点学生任允曾，外号狗熊，学习不怎么样，摔跤是大拿，他终于憋不住了，现在终于可以不怕她了，对着天大声喊：“武思聪，我日你，”，“武思聪，我日你，”。那声音拉得很长，很响亮，回声在山谷里传的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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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那么一阵风，从那帮军队子弟的青年点传了过来一点风声，听说贺龙死了，大难临头的贺佑明一群，要倾巢回北京了，回北京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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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到了要走的时候了，冯蓬和陈英要送我到延安。我一个学生孑然一身，行走方便，我们起身离开志丹县，在延安白天转了转，即使在这里饭店里也只能吃到黄米面发糕。看到延河发了水，河面上漂浮着很多家具和居家用品，就在这大庭广众面前，有一帮人脱得精光，准备下河捞东西。好像当地人的羞耻感和我们大不相同。
晚上在延安二中的教室里住，顺便洗劫了学校的物理实验室，我拿了分光镜中间的一块三棱镜。心想反正也不让上学了，这些东西他们留着还有什么用，我拿回家去玩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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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在延安 (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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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心中突然升起一阵悲凉，眼泪流了下来。我和冯蓬，陈英高中四年的朋友交情很深，很是难舍难分。虽然心里也清楚，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的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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