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
1
1984年5月2日。我乘中国民航的飞机从北京起飞历时3个半小时于中午到达成田机场。我看在接人的人群中到有人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中国东北重机学院 X X”字样。于是我上前用英语搭话。才知前来接我的正是市川邦彦先生。他穿一身西服， 50岁上下的样子，身材瘦高，目光犀利，彬彬有礼。乘上他的汽车离开机场大楼，驶过的高架公路的引桥，从高处第一眼看到了日本，我心想我真的到了日本。
当我们接近东京的时候，我看到了铺天盖地，延续无边的楼房。一路上高速道路非常拥挤，几乎是走走停停，当我们经过新宿歌舞伎町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当我看到那么多的霓虹灯和高耸入云的大厦，灯火辉煌，白天一样，顿觉心中为之一振。
第一天我住在了市川邦彦先生家。他的家是一个独门独院。清洁而讲究。市川先生的夫人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妇女，皮肤白皙，举止文雅而礼貌周全。她安排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看得出她一直在等着我们回来。然后安排我先去洗澡。走进洗澡间，日本式的澡盆在昏暗的灯光下冒着热气。一个小小的花瓶中插着鲜花。浴巾和拖鞋已经准备好了。
第二天高桥浩尔教授来了。他个子不高，有明显的抬头纹，略微眯缝的眼睛，和蔼平淡的微笑，简直是一副中国古代人样的面孔。他和市川先生商量了些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虽然我在大学作为第二外语学了日本语，在研究生课程中我还上科技日本语阅读课。但是到了日本我还是一句话也听不懂。终于他们的讨论有了一个结论。市川先生告诉我他们安排我住到高桥浩尔教授先生的表姐家去。
就这样我见到了高桥由利。她穿着白色的衬衣，暗紫色的裙子，60多岁，热情，开朗，谈笑风生。这使我顿生宾至如归之感。其实早些时候我们在北京见过一面。当时她和她的妹妹藤冈多惠访问北京。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旅日留学生赵彤邀我去认识认识她。我们在景山公园见了面。原来早在我来日本以前对我的赴日本后的着落他们已经有所安排。
高桥由利带我上楼去看给我准备的房间。这是一个二层的楼房。楼上有四套房间。我的房间是第二套。房间中有厕所加洗澡间，厨房和一个卧室。进到房中，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已经铺好的睡床。在塌塌米地面上铺着很厚的床垫，其上是毛绒绒的毯子。还有一张学习用的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后面有一个窄而高的书架，空空的。墙上有两幅画，镶在木框中。画是欧洲风的人物画。这一切在我看来是那么舒适。这些都是她给我准备好的。我带了一床棉被，塞在一个大皮箱里。看来是多余了。看得出她兴致很好，我也为这个新的环境感到兴奋，可是我们可以交流的却很有限。
高桥由利的这所房子位于东京涩谷区千驮谷1丁目。这里是东京的中心地带。距离上智大学所在的四谷只有国铁中央线2站地（千驮谷-信浓町-四谷）。离新宿也只有两站地（千驮谷-代代木-新宿）。
2
第一天到上智大学，坐国铁中央线从千驮谷站到四谷站。下了电车，走出站台，我就看到了上智大学的四谷校园的楼房。理工学部的控制工程系是在A栋。A栋楼下的走廊里有一排教研室。每个教研室的门上都有教授的名字，在名字的下面有一个标志。市川教授是上智大学理工学部部长。我很容易地找到了市川教授的教研室，并且确认标志标明‘在室’。这才轻轻敲门。市川教授叫我进去，他先带我去见了上智大学校长柳濑陆男先生和理工学部的前任部长伴野先生。然后说要带我去参观一下控制工程系。
市川教授先带我参观了控制工程系的实验室。我看到在他们的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其中有采用了自适应控制理论完成工业过程控制的模拟系统，还有自适应控制模拟运算所使用的计算机环境等。有几个学生正在忙于实验室工作。
市川教授建议我旁听一下修士生的讨论会。在市川教授教研室里，市川教授的研究生们已经到齐了。他向他的学生们介绍了我。他的研究生一共有8个人。一个博士生叫天野，个子很高，很腼腆的样子；7个修士研究生，分别是富永一利，三泽洋，铃木，天野第二，天野小个子，高岛薰，佐藤洋一。我一进教研室，就感到了他们的友好和好奇的目光。我心想这些人就是我的日本同学了。
我旁听了他们的讨论会。他们似乎是围绕着一篇论文进行讨论。有一个学生读一段论文，然后其他的人轮流发言。市川教授安静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时不时地参加一些意见。由于他们讲的是日本话，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讨论会结束以后，市川教授叫来控制工程系的田村捷利教授和他的6名修士研究生，山根教授和笹川助教授，还有几位大学生。于是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会场，以至于市川教授的教研室都几乎容纳不下了。后来的几个学生站在门外。市川教授向大家宣布开一个欢迎会，欢迎来自中国的新的博士生同学。这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都集中到我身上。我感觉到一种友好和期待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房间。市川教授让我作个自我介绍。于是我只好用英语讲了讲我来日本的经过和自己的情况。在这之后，日本同学们一个接着一个提出问题。问我中国大学里的情况，课程设置，学制，学生生活等等。气氛越说越活跃。他们都能听得懂英语，而且可以进行英语对话。对话之后开始上啤酒和简单的下酒菜，大家一边说一边喝酒。最后市川教授叫全体起立击掌。所有在场的人都按照同样的节拍，啪啪啪，啪啪啪地击掌。那声音响彻整个走廊。那一瞬间，他们的这种热烈的表示，使我感觉到我和他们的距离一下消失了，我真正感到已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
欢迎会结束以后，富永一利，三泽洋，和天野第二邀请我去喝咖啡。我随着他们到了一条四谷附近的小街上。这里灯火通明，饮食店林立。我们进了一个店，似乎是冷饮店或是咖啡店。虽然我们交流的很有限，但是他们是那么热情和友好，跟我在中国的同学们没有什么两样。富永一利举止温文尔雅，脸上总是带着友好的笑容；三泽洋一看就是一个活跃的人物，他的笑容总带着幽默，爱说话，说话时表情丰富。天野第二则是一种沉默型的人，话不多，但看上去很随和。
富永一利说，他想带我去东京的上野动物园，还邀我参加他们本月计划进行的游富士山的活动。我庆幸有这样的同学们，在东京的生活绝不会枯燥乏味！
3
我到了日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问题。为了能够听懂日本话，我不得不下大的工夫。
我想买一个小录音机，把每次讨论会的实况录下来，回家后反复听。
富永一利陪我到了秋叶原电器商店街。秋叶原在日本国铁JR线的秋叶原站附近，从中央线的饭田桥换车，一站地就到了。这里全是电器商品商店。有几层楼的大型的电器商店，也有中型的商店，专卖店和那些小摊小贩的摊位。各种电器商品应有尽有。有家用电器，医疗健康方面的电器设备，计算机软件和硬件，计算机零件。这些商店的招牌都非常醒目，五颜六色的文字和大幅的宣传广告，铺天盖地，使人眼花缭乱。整条街道被障碍物挡住，不许车辆通过，实行“步行者天国”。街上的人也很多，虽然不是摩肩接踵，但也是布满了整个街道。商店里人也很多。我很有兴致地看了这个店又看那个店，感到什么都很新鲜。这个和当时中国北京的情况截然不同。最后我在一个大商店里，找到了录音机专柜。商店里的店员非常殷勤，而有礼貌。这个和我在当时的北京所感受过的情况截然不同。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录音机。店员耐心，热情地用英语介绍了许多种小型录音带。我选了一种小型黑色SONY的录音机，花了1万多日元买了下来。
在大学的讨论会每周4次，讨论的内容集中在两篇控制论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是由市川教授从IEEE（美国电气工程学会杂志）上选的，是关于目前世界上在控制理论方面正在讨论的课题。其中一篇是GOODWIN写的关于多变量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分析。市川先生的研究生讨论会在星期一和星期三讨论GOODWIN的文章，而星期二和星期四讨论另一篇文章。讨论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但是每个人的准备时间应该大大超过讨论会议所用的时间。因为在参加讨论之前必须看懂论文。论文只是论述了控制理论的新的结论和梗概的推理过程，其中的详细推导过程一般都被省略了。我们这些学生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认真而详细地把整个推导过程演示出来，这样一来才能证明自己理解了论文。这实际上是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因为这要求你跟随作者的思路，一步一步地把他所提出的结论推导出来。我为了这每次两小时的讨论会，也许只是讨论一篇论文的几个段落，通常要用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学习。为了理解作者的最新的理论常常需要查阅其以前的论文，或者作者引证的其他论文。这其中要做很多工作，花费很多时间。
我在中国东北重型机械学院修士研究生的学习更注重实践，主要是计算机在工业控制过程上的应用。而在上智大学，我们学习的不是实践而是理论。所以对我来说，在这里的学习就象爬一座陡峭的山一样需要用很大的力气。虽然在语言交流上有一定障碍，但是我阅读英文和日文论文没有困难。这样一来从一开始我就站稳了脚跟。我自己学习的时候没有问题，只是和别人的交流需要尽快改善。
每次讨论会之前我把将要讨论的内容学习几遍，努力作出每个步骤的数学推导，并作详细笔记。每次讨论会以后，把录下来的讨论会实况反复放出来听，尽可能理解别人的发言和市川教授的指导。然后将这些内容记录下来。一遍听不懂，就再听一遍。两遍听不懂，听第三遍。有的地方听十遍，八遍才渐渐明白其中的意思。这样的学习常常使我到半夜也不能睡觉，一直到清晨两，三点钟。庆幸我不管什么情况，一沾枕头就能睡着，而且一般来说我不用早起。因为实际上我到校的次数和时间都很有限，一切自己安排。
其实我的那些日本同学们也不比我更轻松，富永一利告诉我在讨论会的前一天他也常常学习到清晨三点。
市川先生告诉我，根据学校的规定对于外国学生学校可以提供语言上的辅导,我可以申请上智大学的日本语补习班。于是我就申请了日本语补习班。学校很快接受了我的申请。安排我到上智大学市谷校园日本语补习班学习。补习班学习每周两次。我第一天到市谷校园日本语补习班就发现班上的学生都是西洋人。补习班的学习从汉字开始。我是来自汉字的国家，可以当他们的老师，但是我却不得不跟他们一起从大，小，多，少学起。这怎么能使我能耐下心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学习！于是我只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这时候我心中已经明白，对于我目前的半生不熟的日本语，提高水平除了靠自学，别无它途。
我每天开始注意看电视。每天晚上7点有NHK（日本放送）的新闻报道。其中有国际新闻和日本国内消息；9点富士电视台有现行的电影和电视剧；12点有过时的电影和外国电影。这些都很吸引人。在富士电视台12点时间段我时常可以看到以前在中国看过的日本电影。象‘追捕’，‘望乡’，‘沙器’，和‘生死恋’等。还有一些我没有看到过的精彩电影。象‘男人真痛苦’，‘伊豆的舞女’等。当我深深地被这些精彩的电影情节所吸引的时候，我突然发觉我听懂了他们的对话。这使我欣喜若狂。我终于发现当你理解了它的时候你自然就听懂了。这似乎是与事实违背。通常只有你听懂了，才能够理解。但是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当你进入场景时，随着情景的推移，你已经理解了对方应该表达的意思，那么他说出来的话就会被你抓住。声音和意思就一下子就在你的脑子里建立起概念。看电视确实促进了我的日本语听力的提高。
4
我到了日本以后就给山田抄子老师打了电话。她曾经在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当过外教，教日本语。我曾经听过她的课，虽然我不是她班上的正式学生。
在我到东京的第五天的傍晚她来找我。我去千驮谷车站迎接她。她是一位可爱的年青女士，不到30岁，皮肤白皙，中等身材，性格开朗而热心。她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据我所知，她去中国之前曾经在东京神田书店街的千代田书店工作。在中国任教两年后她又回到原来的书店工作。
她一进了我的房间就对我说，这里的环境很好，而且位置是东京最好的地方。我们坐下来谈了很多。谈到如何在东京生活；谈到她在书店的工作；谈到我在大学的学习。刚刚离开中国，对环境还不熟悉，有机会和东京当地人用中国话交谈我非常高兴。最后我们的话题渐渐落到我目前的情况上。我告诉她，我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个是语言上的障碍；另一个是经济问题。作为校际交换学生，我的学费和杂费已经被上智大学免除了，但是我出来时借了一部分钱作为头一年的花销。到了东京以后才发现这笔钱无法应付东京昂贵的生活费，恐怕都不够一年的住房费。她听了这些话以后似乎很吃惊，但是过了一会儿她说，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容易事。不过我们可以慢慢想办法。”
我请她在我这儿吃晚饭。她坚持要请我到外面去。于是我们在附近的小街上找了一家饭馆。我们要了日本面。边吃边谈，很兴奋。吃完晚饭，又去了一个叫‘卢讷阿鲁’的咖啡店喝咖啡。她对我说：
“我可以每周教你日本话。”
“那我要谢谢你了。”我说。
“我现在正在读一本叫‘大地’的小说。”她说。
“是关于什么的？”
“是关于一个日本战争孤儿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她说。看来她喜欢中国，对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感兴趣。我感到她确是一位可爱的女士。
山田抄子访问我的第二天早上我在楼下见到高桥由利的时候，她笑着对我说：
“我从山田老师那知道了你的情况。我希望你能在我这里安心学习，而不要被生活上的事情打搅。所以我不要你交房费。”
我听懂了她的话，她说得那么轻松，但是我感到这话的分量是那么重。我几乎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我只能说，
“谢谢。”
她又说，
“我的父亲叫高桥克己。他是一位化学家，有博士学位，他发明了从鲸鱼的肝脏中提取维生素A的方法。我希望你们中国学生在我的家中成功地完成学业。我的家是中国留学生的博士学位预备校。”
她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我到日本之前，有另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孟繁华教授曾经住在她家2年，在上智大学拿下了液压控制工程博士学位。据高桥由利说他是两千多年前古代哲学家孟子的第74代玄孙。
我在二楼的隔壁邻居赵彤也是来自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留学生，他在东京工业大学读博士学位。
高桥由利对于这些中国留学生住在她家感到非常自豪。她总说他的家是中国留学生的博士学位预备校。高桥由利对我说：
“孟老师刚来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在世。我的母亲就问孟老师：你们中国学生来日本学习什么？我们日本人多少世代以来一直向中国学习，中国才是我们的老师！”
高桥由利的心胸很开阔，装着历史，装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装着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和中国人。
5
例行的讨论会结束了，所有的学生都陆续离开了市川教授的办公室。市川教授叫我留下，他要和我谈谈我的学习情况。
“林君，我建议你上几个有关现代控制理论的课程，并拿下有关的学分。虽然对你的博士学位课程这些不是要求的范围，但是我想这可以有助于加强你这方面的知识。我这里有两本书，是有关现代控制理论的，你可以拿去学习。我正开始讲控制理论A和控制理论B课程，你可以上这两门课。”他说着把书递给我。
我看到这两本书是日文版。题目分别是控制理论上和下两部，是市川教授写的。一本是绿色封皮，另一本是暗红色书皮。得到这两本书我非常高兴，连声谢谢他。我问他：
“我的未来的论文题目是什么呢？”
他说：“我现在正在和我的助手武藤讨论这个问题。他正在加拿大作访问学者，年内会回日本，等他回来我们将决定你的研究方向。不管怎样，你可以先熟悉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学术内容和一些必要的基础。请把你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这些方面。”
他接着说：“我已经叫田村教授给你安排一些助手工作。我希望能帮助你得到一些额外的经济资助。你可以看看他是否在室，问问他事情进展如何。”
“谢谢。”我说。
我离开了市川教授的办公室，去敲田村教授的办公室的门。
“请进！”室内传出了田村教授的声音。
我走了进去。我一看到田村教授，他就开始告诉我关于助手工作的事。
“工作的内容是第一：考试监堂 ；第二：判卷子。科目是线性代数。考生大约有100人。本次考试时间是明天早上9点。你觉得你能胜任这个工作吗？”他简单利落，开门见山地说。
“当然！”我自信地回答。
“好吧。教室的号码208。请记住明天早上9点。学校会付给你助手工作报酬。”他说着，诙谐地微笑了一下。
“明天早上9点我会准时到场。”我说。
第二天早上，当我进入208教室的时候，田村教授已经站在教室的黑板前面看着陆续到来的学生。我向他问过好，站在他的旁边。整9点时我们开始给学生分发考卷。这个教室是个阶梯教室，间量很大，估计可以容200人以上。每个学生都得到考卷以后，田村教授站在前面的讲台上大声地宣布考试时间。时间是两小时。这时候教室内鸦雀无声。田村教授走了。我开始慢慢地在教室中走来走去，从前面到后面，再从后面到前面。所有的学生都低着头答卷。
线性代数的考试结束以后，我把所有的卷子都收集在一起，装进我的书包带回家去。回到家我就开始判卷子。线性代数的考卷上大约有大小20几道考题。我先自己把所有的考题都做一遍，得出正确的答案，然后根据答案开始判卷子打分。分数是5分制。这100多张卷子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
大学付给我每月12,000日元（大约$120美元）作为我的助手工作的报酬。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所以这并不是一件繁重的工作。
6
市川教授要我每周汇报我的学习情况，所以每周我都有机会面对面和他谈话。一次他叫我详细讲一讲我在中国的学习情况。
“你的修士课程的论文是什么题目？”他问我。
“我的课题是微计算机工业过程控制系统设计。题目是微计算机张力控制系统。详细内容是这样的。我们把学校的轧钢实验室的一台轧机作为控制对象。这台轧机是设计来轧制300毫米宽 ，0.6毫米厚的铝带。这台设备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开卷机，卷取机和6滚轧机。它的动力是直流电动机和液压系统。轧机把1.0毫米厚的铝带轧成0.6毫米厚的板形质量均匀的铝带，其边缘没有任何波浪。这是通过对带材在开卷机和卷取机之间的张力和轧机上下轧滚的间隙的自动控制来实现的。铝带材的横截面上的张力分布由装设在扎机前后的传感器检测出来，然后将信号送入微计算机的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A/D转换器接口。在微计算机中软件程序对反馈量和给定量进行比较，将其差值作为运算放大器的输入。比例微分积分运算放大器（PID调节器）根据整个系统的数学模型动态地对信号进行最优处理，给出输出量。这些输出量通过计算机的数字量到模拟量转换D/A接口送出，作为动力系统的给定。动力系统是可控硅电压调节装置，直接控制着直流电机的转矩，从而动态地产生铝带材的生产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相应的张力和压力。这是一个闭环反馈自动控制系统。而且输入量和输出量都是多变量。控制的核心部分是由微计算机的软件实现的。我们的实验结果非常成功。”我详细地讲述了修士课程的课题的内容，然后把我的手抄的论文给他看。论文中有一幅系统总体布局图可以很好地说明系统的结构原理。论文有120多页。日期是1982年10月。
“很有意思。你们用了多长时间完成这个课题？”他问。
“大约两年。”我回答。
“为什么这么长？”他问。
“因为这里包括很多工作。设计微计算机系统（用模板组合成一个系统：主板，A/D板，D/A板，数字信号处理板，RAM板，ROM板，将这些模块组装成一台工业用微型计算机。）；学习计算机汇编语言（MOTOROLA M6809微处理器）；编制程序和调试系统。直到完成为止花很多时间。”
“很不错！”带着满意的微笑，他说。
“你学了哪些基础课程？”他继续问。
“我学了数学，象复变函数，概率，拉普拉斯变换，还有电路理论，检测技术，逻辑电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和控制理论等。”我说。
“你学习过有关部门自适应控制的理论吗？”他问。
“没有。”我回答。
“没有关系。自适应控制只是控制理论的一个分支。你会在这儿学到的。我们主要注重研究多变量自适应控制理论。作为基础，你可以先了解一下精确数学模型配置理论。我有6篇论文论述有关的概念。你可以读一读。”说着递给我论文的复印件。所有这些论文都是市川先生在日本计测与控制学会杂志《计测与控制》上发表的文章。
他转换话题问我日本语的学习情况。
“你觉得你的日本语有改进了吗？”他问。
“是的，我觉得听力有了改进，但是我在写东西的时候还是感觉困难。”我说。
“这样，你每天从我们目前学习的英文论文中随意找几段，翻译成日本语，放到我的桌上，我给你改正。”他说。
“一定要每天！”他补充说。
就这样我就开始了一个日本语翻译的马拉松。每天我把英语的选段复印好，贴在一个练习本上。然后在同一页下面翻译成日语，之后把练习本放到市川教授的桌子上。第二天取回头一天的练习本，把另一本的翻译放到他的桌上。在我的练习本上市川教授用红笔在我的翻译上圈圈点点，有时把整个句子涂掉重新写。我的大多数问题是在日本语助词的使用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积累了很多本由市川教授批改过的翻译练习本。我也对日本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可以自己独立地写文章了。
7
日本国铁的山手线是最忙碌的路面电气铁路之一，它围绕东京的中心一圈。在山手线上的主要车站，象东京站，新宿站，品川站和上野站占据了东，西，南，北的位置。国铁中央线从其中间穿过，把山手线所圈定的区域分成两半。10几条地下铁路线通过地下三层不同的通道，从中心辐射向其他区域。国铁其他的线路，以及都营电铁和铁路公团的许多其他线路也从都心辐射向东京的23个区和26个市的整个区域。每一个车站都连接着大大小小的商业或者贸易大厦和地下商店等。地上三层结构的东京高速公路网络覆盖着东京都整个领域。东京真是一个大都会。
新宿是东京的贸易和商业中心之一。好几条地面电铁和地下三层的地下铁连接着新宿。使它成为东京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天吞吐着50多万乘客。新宿站的西侧连接着京王百货商场和小田急百货商店的大楼的地上地下的楼层。三井大厦，住友大厦，安田海上保险大厦等许多摩天大楼通过地下商店街与新宿站相连。新宿站东口有伊势丹百货商场，巨大的伊纪国屋书店，热闹的歌舞伎町等无数的商业大楼和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
在新宿站东口有一座商业大厦叫ALTA。这是一座由很多小商店共用的大厦，有十几层。它也是这一带的一个地标，有一个彩色巨大的电视贴在它正面的楼面上，不停地放着广告和当日的新闻。许多人利用它作碰头地点。它的对面就是有着显眼的广告牌的Yodobashi照相机店。
一个朋友介绍我到这里来打工。我到这儿的第一天我的这个朋友带我到底下室里的管理事务所。在这儿介绍我认识管事武田先生。武田先生身材不高，消瘦，看上去是个和蔼和爱说话的中年人。他接收了这么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给他打工，似乎很高兴。于是他分配我去这座楼的第8层擦地板。
当我爬上8楼时我发现这里的整个楼层是富士电视台的摄影场。整个一层是一个大厅，地面很大，好象是一种硬木地板。和我一起干活儿的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位也是中国人，可能是日本的归国孤儿，来自哈尔滨。他告诉我这里是田森拍摄电视节目的地方。田森是日本著名滑稽节目主持人。我也看过一些他的节目。他的节目通常是在深夜播放。多数是对一些著名日本演员的专访。
由于楼面很大，擦地的活儿很累。我汗流浃背地干了两个小时才干完，然后我们又在地面上打腊。
午饭之后我们又要开始了。武田先生让我去擦楼梯。他教我如何将一种金属粉末倒到毛巾上，然后用毛巾擦楼梯的扶手和楼梯蹬。他和我一起干。我们边干边聊天。我们说的是英语。
“我在50年代曾在美国留过学。”他说。
“您是学什么？”我问。
“学的是经济。”他说。
所以他可以说英语。我们说到计算机发展得那么快等等。后来他拿来一本书给我。我一看书名是：《第五代计算机》，是日文版的，精装本。
“谢谢。”我说。心想大概不是在垃圾里拣的吧！
就这样时间过得很快。我在日本第一次打工还是个愉快的经验。但是我回到家以后感到筋疲力尽，再也没有精神干任何事情了。打工是艰苦的！
我想开辟一些财源以便支持今后的学业。在社会上打工做体力劳动按我当时在ALTA的情况，每小时600日元（5美元左右）。
8
前一天的轮讲会轮到三泽洋主讲，中心论题是多变量系统的解耦问题。因为很多的概念和方法对我们来说都很新，而且证明过程又非常复杂，讨论会进展很慢，而且时不时地中断。我对这次讨论会上提到的这些概念没有能充分理解。会后我把所有的疑问都记录在笔记本上。
第二天在市川教授办公室里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将所有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问他。
市川教授沉思了片刻，就开始将这个问题从头讲起。他讲到，什么时候，为什么提起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谁在这个领域里从事研究，他们提出了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他着重说明了昨天轮讲的论文中作者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法，又如何从数学上证明其正确性。其中很多问题相当复杂，极不容易说明，但是他尽量给我一个详细的说明。
多变量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量的未知黑箱。为了设计一个控制器来对该系统进行调节，使其达到最优状态，解耦是分析多输入和多输出量之间的数学关系的一个基本步骤。
就象有多条绳子缠成一个线团，留下多个端头在外边。我们想要弄清楚哪两个端头是一条绳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解耦就好象是研究和决定这些绳子端头之间关系的一个过程。
市川教授帮助我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画。听了他的讲解使我顿开茅塞，真是听老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心里很高兴。
市川教授对我说：“讲了这许多话，我有点累了。”
我知道，他上午刚刚上过课。于是说：“谢谢。”
我满意地离开了市川教授的办公室。
自从上次到ALTA以来，我只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这里打工6个小时。这个星期六我又到了ALTA。这次武田管事分配我去扫地。他让我使用笤帚清扫从1楼到7楼的商店区的地面。我拿着一把笤帚和一个长把的簸萁，从1楼的楼面开始扫起。商店里有许多顾客。他们从我面前走过，在店中走来走去，寻找他们所要的商品。而我却低着头专门注意着地面。实际上在营业时间内，楼中地面上很少会有垃圾，只是偶尔有人掉下一张纸片，或是扔了一个烟头什么的。
我一边扫地还得一边注意墙面的卫生情况，尤其是电梯周围。ALTA的楼层内部的墙全是由玻璃镜子做成的。楼梯周围的镜子墙面总是脏的，因为顾客按电梯按钮的时候难免要在周围留下手印。所以我每次开始清扫一个楼层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电梯附近的墙面，用毛巾擦去手印。
有另一位姓楮的老头和我干一样的活儿。他也是中国人，看上去有70多岁了，据他说他是作为日本人的亲属从中国天津来日本的。他告诉我他是先到了鹿儿岛，近几年才搬到东京的。看起来他在这里干了一些时间了，对这儿很熟。
二战中日本战败以后，日本人返回日本，而在中国留下很多日本孤儿和亲属。近年来这些人开始寻找归国的途径。日本政府也对提出申请的人进行分批认定，并接收那些经过认定的人。看来楮老头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今天我要去Soapland。”他说。
“我老婆让我去的。从16岁的小孩到70岁的老头都去那儿。”他补充说。
Soapland就是妓院。
“你老婆是中国人吗？”我问。
“我老婆是日本人。我们在中国结的婚。他是日本军的小队长的女儿。”他夸耀地说。
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帮助日本军的伪军中干过。他说战时他们轮奸过俄国女人。那些俄国女人体臭很强，他不得不捏着鼻子干。
我对他所说的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什么情况之下，这些时空观念全然不知。但是我想他八成是个战争罪犯。我纳闷他怎么能够没有受到裁判和惩罚而离开中国到日本来的呢？我到日本之后时常纳闷，在这里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我曾经在中国电影和书籍中见到的战争罪犯呢。今天我在ALTA见到的恐怕就是一个吧。
我的清扫工作仍然在继续。当我清扫到大楼入口的时候，我注意到大楼的一层举架很高，在这个大楼一层的入口处有一个飞檐，高高地伸出去。飞檐的顶蓬上装设的扩音器放出轻音乐，把这里的气氛渲染得轻柔而欢快。这里的确是碰头的好地方。许多日本年轻人站在那里等着他们的朋友或者爱人。他们穿着整齐干净，皮鞋雪亮。绅士门衬衣雪白，温文尔雅，气宇轩昂；女士门葱手朱唇，头发象猫儿舔过的一样笔直而光溜，项链和耳环闪着光。这些使我感到我和他们是那么不协调。
地面上有许多那些等得不耐烦的年轻人扔掉的烟头。穿着蓝色清扫工制服的我，手持笤帚耐心地把这些烟头一个一个地扫到簸萁里去。我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
下午5点我完工了，回到地下室。武田管事给我介绍了另一位工人，一位刚刚来上班的叫铃木的年老的日本女士。她脸上浮现着谦恭的笑容，她看上去是那么安静和低调。之后我们各开各的私人衣柜换衣服。我换好了衣服就向他们道别，并离开了ALTA。
我徘徊在路上，很快迷了路。这里有这么多大楼，这些大楼有很多相同之处，我还一时辨认不清楚。我转来转去，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忽然我看见一个电影院一样的地方。巨大的广告牌上画着正在上映的日本电影。在它的旁边是一些灯光通明的小街。我看见地上有一个名片一样的东西。我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45分钟完全燃烧！5000日元。’还有一幅白描图画印在背后。那图画画的是一个乳房隆起的裸体女人叉开了两腿坐着，一个男人的背影把头垂到她的两腿之间。原来这些小街里全是Soapland。这里就是所谓的红灯区了。在其中一间的门前，一个年青男人正在大声地连声招呼顾客。
“请进！欢迎！”
“请进！欢迎！”
有一些象饭店菜单一样的宣传品悬挂在墙上，好象是妓女介绍。
我马上转头向别处走去。心想那位楮老头大概不会被这种完全燃烧弄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吧。
我穿过一个交叉路口径直向一个大街走去。我看到街名是‘靖国大街’。当我走出这条小街，到了那条大街上回头一看。这条我刚刚经过的街道上有一个拱门。巨大的字写着街名，其四周还有闪烁的彩灯衬托着。那街名是：歌舞伎町1番街。我记起来头一天到东京的时候，坐着市川教授的汽车曾经经过这里。
许多人从我旁边经过忙着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走过靖国大街，又走了一个街区，终于到了新宿站东口。从这里我就可以回忆起返回住处的路了。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累了。可是我想起今天富士电视台有星期六‘外国电影剧场’节目。于是马上打开了电视找到第8台。今天的电影是查尔斯布朗逊主演的美国电影‘Dead Wish II’。
(---- 未完待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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