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往事》之《野猫》
王小三和张小二是最要好的朋友，1965年他们都是十一岁，过了当年暑假，他们就该上小学五年级了。这俩孩子都是男孩儿，他们这个年纪的男孩儿是最惹人烦的。中国有句老话：七岁八岁狗也嫌。有人又加上一句：讨厌讨到十二三。马克-吐温说：“古今一切时代的男孩子都是一道货。世界上的东西，哪样他们都不尊重；无论什么东西，无论什么人，都不会被他们放在心上。”（马克-吐温《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第十一章：捉虎擒龙）一句话，男孩子就是爱动，爱胡闹，爱捣乱，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王小三和张小二当然也不例外，上学时还有约束，放了暑假他们就撒欢儿了，上房，上树，逮知了（这几个字用北京话唸是：嘚迹鸟儿），掏鸟蛋，晚上去墙脚旮旯儿捉蛐蛐儿，白天上护城河里游泳，顺带摸小鱼儿捞虾米。他们折腾这些事儿的时候大人们倒还放心，要是他们一旦没事儿干了，无聊了，那就得注意了。这些小捣蛋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坏事儿来呢。
这俩孩子之所以是好朋友，因为他们俩不但同学校，同年级，同班，同座位，而且还同住在一个住宅区里。
“文革”前北京人习惯把那些各大机关才有的大住宅区称作“某某机关宿舍”，“文革”后又改称“某某机关大院儿”。王小三和张小二住的“宿舍”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儿，不同等级的宿舍楼围成了大院儿的四边。
东边的那条边是一座建成两年的简易四层楼，有六个楼门儿，墙体薄，楼层矮，房间小，厨房和卫生间更小，厨房小到进去两个人就转不开身，卫生间里除了一个简易蹲坑儿就什么也没有了。这座楼是给原来没房子住和住在筒子楼里的普通干部和“非干部身份”的职工修的，看着就单薄。修这楼的时候，正赶上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机关基建科长那会儿就说过，这楼比农民家的鸡窝结实不了多少。大院儿的北边是两座灰色的四层楼，高大结实的苏联版，居住条件比简易楼好得多。院儿里的人私下里叫它“处长楼”，当然那是这楼刚建成时的叫法，后来也住进了很多“非处长”，但绝对都是带“长”字的。西边是两座深红色的三层楼，这是“高干楼”，也是标准的苏联版。每座楼只有两个楼门，都是“四居室”。北边的那座，每户的卫生间里除了坐式马桶，冷热水洗脸盆外还有一个淋浴间。南边的那座更高级，“四居室”外带客厅，卫生间里一只两米长的标准浴盆代替了淋浴间，宽大的厨房里还有一座专给浴盆烧热水的小锅炉。大院儿的南边是并排两座灰色的苏联版三层筒子楼，每层中间是一条直通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间门对门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样大，都是三米宽四米长。每一层都有两个公共卫生间，两个公共洗脸间，两个公共厨房。当东楼（就是简易楼，也叫新红楼）修好时，很多住筒子楼的住户宁愿住在筒子楼里也不愿去住简易楼的单元房子，因为拿筒子楼的两间房子才能换简易楼里的一套一居室住宅。张小二家就是其中的一户。张小二的父母知道这筒子楼的特点，楼层高，光线足，通风透气，冬暖夏凉。还有就是筒子楼里的邻里关系比单元楼要亲近和谐得多。张小二家隔壁的赵大娘说住筒子楼的感觉和住大杂院儿差不多。
王小三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然都是干部，所以他家住在“处长楼”里，是一套三层楼上的“两居室”。
特别要提到的是，筒子楼和大院儿的南墙之间有一条五米宽的空地，这地方几乎没人来。空地上每隔五米种一棵大叶杨树。一条杨树粗壮的枝干横过张小二家的窗前，那树枝有饭碗粗细，离小二家的窗台不到三米。
宿舍楼围成的院子里有一座服务性建筑，低矮，而且奇形怪状，那是小商店和锅炉房。小商店是一座有房山的平房，整个建筑面积只有几十平方米，红砖砌成，朝南的一面有一扇双扇门和两个窗户，其余三面都不通风，屋内也很阴暗。这里卖蔬菜，糕点，调料，和所有当时凭购货证才能买到的副食品。小商店还卖常用的日用品和文具。院儿里五十年代的老住户习惯把商店叫做“合作社”，后来在离大院儿三百米远的大街上修建了一座大商场，大院儿里的人就把那儿叫做“大合作社”，院儿里的叫“小合作社”。接着“小合作社”东墙的是锅炉房。锅炉房的高度只到“小合作社”房山的三分之一，房顶是一个大平台，平台的东南角上矗立着比北楼（就是“处长楼”，也叫大灰楼）的房顶还高的大烟囱。这锅炉房只在每星期六下午开火，晚上七点给北楼和西楼（就是“高干楼”，也叫老红楼）供洗澡用的热水。东楼和筒子楼（也叫小灰楼或南楼）没有热水管，那儿的住户只能到在两座筒子楼中间加盖的公共浴室去洗澡。公共浴室分上下两层，女在上，男在下，每层的面积只有一百多平方米，淋浴室里喷淋头一个挨一个。虽然洗澡不要钱，而且浴室开门供水的时间比北楼西楼早四个小时，但是人多地方小，淋浴室里人挤人，人太多的时候还得排队拿号，很多人就宁肯到外面的澡堂子里去洗澡。
那个时代就有等级差别。
这差别在孩子们中间也有反映。
住在“高干楼”楼里的孩子处处比其他楼的孩子优越，“处长楼”的孩子常常表现出对简易楼和筒子楼的孩子的轻视，而简易楼和筒子楼里的孩子能表现出来的只是羡慕，也许还有嫉妒，谁知道呢。“在她们看来，她好像是一只狗。这三个小姑娘的年龄加起来还不到二十四岁，可是她们已经代表整个人类社会了：一方面是羡慕，一方面是鄙视。”（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第二部第三卷：完成他对死者作出的诺言）
王小三和张小二的家庭之间也存在差别。王小三的父亲是科长，母亲是机要员。张小二的父亲是司机，给首长开小车。母亲是食堂的炊事员，负责做面食。虽然两个孩子是好朋友，但是张小二事事都听王小三的。张小二自己并没有等级意识，他之所以跟着王小三跑，是因为他觉得王小三比他聪明，有主意。这两个孩子在一起干什么事儿的时候，“出谋划策”的都是王小三，“冲锋陷阵”的都是张小二。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王小三来找张小二，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大院里很多人都知道在“小合作社”的房顶上住着一只野猫。那是一只母猫，浑身黑色，只有嘴，脖子下面，胸腹，四个脚爪和尾巴稍儿是白色的。按说这是非常出众的毛色，这种毛色的猫叫做“四蹄踏雪”，或是“乌云盖雪”，都是名猫属。但是这只猫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嘴上的白色区域不对称。它的右半边嘴是白色的，而左边的白色比右边大得多，几乎盖住了半边脸，给人的感觉似乎这猫的脸长歪了。也许就是这个缺陷让它沦落成了没人要的野猫。院儿里的人根据这个特征给它起了个合乎当时社会风气的名字，叫它“左派”。“左派”在1965年夏天做了妈妈，它养了四只毛茸茸的小猫崽儿。
王小三发现的秘密是“左派”在天气晴好的时候都要把小猫儿叼到锅炉房的平顶上晒太阳。
小男孩儿都有逮活物儿的冲动，逮蚂蚱，逮蛐蛐儿，逮老家贼，甚至逮小耗子。王小三在发现了“左派”的秘密之后，他的冲动就是逮一只小猫儿。他把秘密告诉张小二，张小二比他还冲动，可是王小三说不能蛮干，和野猫打交道得算计周密才成。于是，王小三把他想好的计划说了一遍。
王小三家南屋的窗户正对着锅炉房的房顶，“左派”的活动规律他已经观察了好几天。锅炉房的平顶接着“小合作社”的东山墙，离平顶约一米高的山墙上有一个气窗。气窗上的木制百叶年久失修，已经朽烂了，出现了一个盘子大小的窟窿，这窟窿就是“左派”进出的孔道。“左派”大约在上午十点晒小猫儿，把四只小猫儿都叼出来的时间大约是一分钟，晒小猫儿的时间是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地点离气窗有三四米，这是一旦“左派”发现危险迅速逃回气窗的最佳位置。锅炉房上有两道铁梯子可以上房顶，一道在紧靠着墙的大烟囱上，另一道在锅炉房的北墙上。锅炉房的面积是十二米见方，从梯子登顶的地方到“左派”晒小猫儿的地方不会超过十米。两个孩子在学校里跑六十米的成绩都在九秒以内，加上上房顶的时间跑完这段距离也不过十几秒钟，这么短的时间，“左派”是来不及把小猫儿都叼回去的。王小三说最坏的结果他们也会逮住一只小猫儿。两个孩子最后约定如果第二天是晴天，就去逮小猫儿。
俗话说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是万里无云，艳阳高照。吃过早饭，王小三就趴在南屋窗口张望，他能看见锅炉房的房顶，也能看见早就在锅炉房旁边转悠的张小二。张小二一个人在地上玩儿“弹球儿”（那时候北京的孩子把彩色玻璃球叫弹球儿，玩儿的时候，用食指卡住球儿，在用拇指把球儿弹出去，如果能射中对方的球儿就算赢了），时不时抬头看看王小三。
当东楼的阴影已经缩得很短的时候，“左派”叼着第一只小猫儿出现了。王小三冲抬头张望的张小二挥了一下红领巾（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信号：发现目标），就飞快地跑下楼去。两个孩子在锅炉房旁边碰了碰头，就分头从南北两边的铁梯子往上爬。
野生动物的感知极其敏锐，尤其是对逼近的危险。当两个孩子爬梯子的时候，“左派”就有所警觉，两个孩子一露头，“左派”叼起一个小猫儿就往回跑，但是，不论它的动作再怎么迅速也来不及了，当它跑回来叼起第二只小猫儿的时候，两个孩子已经冲到了它的跟前。
王小三和张小二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用有些发抖的手捧起小猫儿，根本不理会躲在气窗里的“左派”焦急的叫声。孩子们把小猫儿带走了，虽然带着小猫儿下锅炉房费点儿劲，最后还是平安下到地面。当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向筒子楼走去时，“左派”一动不动地蹲在锅炉房的平台边上注视着他们，直到他们消失在筒子楼的门洞里。
王小三在中午不得不回家吃饭的时候才离开张小二家。这俩孩子本来说好小猫儿是一人一只，但是王小三的母亲有洁癖，家里不让养小动物，他只好把自己的小猫儿“寄养”在张小二家。王小三吃完他母亲从食堂里打回来的午饭，又在母亲的看守下极不情愿地睡了一个根本睡不着的午觉，好不容易才等到他母亲上班去了。他母亲前脚走，他后脚就到了张小二家。张小二家在筒子楼的二层占有一南一北门对门两个房间。小二的父母住北房，因为他们白天总不在家，就把南房让给三个孩子。南房一进门儿靠右墙一头一尾放着两张很窄的单人床，左墙靠窗一边是同样的单人床，靠门一边放着一只两斗橱和两只摞起来的木箱。房门正对着窗户，窗户下面是一张两屉桌，桌前是一条长板凳。张小二的母亲趁暑假的机会带着小二的弟弟小三去乡下姥姥家了。小二的姐姐张彩莲就要上初中二年级，她参加了机关少先队暑期临时大队组织的夏令营，到北戴河去了。小二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白天家里就剩下张小二。这种环境正是这俩孩子求之不得的。王小三到张小二家的时候，张小二已经在隔壁赵大娘的帮助下用一个纸箱，一块旧棉絮和几片破布给小猫儿做了一个窝。两个孩子一下午就守着两只小猫儿，哪儿也不去了。到了快五点的时候，小猫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它们似乎是在找什么，一边大声地叫着，一边在窝里乱爬。张小二立刻找来赵大娘。赵大娘看了看，笑着说这是小猫们饿了，这么小的小猫儿还吃奶呢。那怎么办呢？那个年代牛奶可不好找，猫奶更没有。总不能把小猫儿送回“左派”那儿，等它喂完奶再带回来吧？赵大娘说这事儿好办，楼里有刚生完孩子的人家，那时如果母乳不够，就给孩子喂一种叫“代乳粉”的牛奶替代品。在赵大娘的指点下，张小二跑去找人家弄“代乳粉”，这时小猫们的叫声越来越响，声音传得很远。
谁能保证它们饥饿的叫声不会传到它们的母亲耳朵里呢？
最后，小猫们安静下来，它们已经饱餐了一顿小二弄回来的“代乳粉”稀糊糊。王小三也该回家了。那天晚上，虽然张小二打定主意夜里要起来几次去照看小猫儿，但是等他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
小男孩儿对事物的新鲜感往往只能维持一两个星期，如果小猫儿在这两个孩子手里待上十天，他们对小猫儿的兴趣可能就会消退，但开始的几天肯定是兴趣的高峰期，所以王小三吃完早饭又来到张小二家。那天照样是大晴天，快十点的时候，阳光直射到窗前的两屉桌上，把桌面照得一片雪亮。孩子们学着“左派”的样儿，把小猫儿放在桌面上，让它们晒太阳。为了让阳光更足，张小二打开了窗户内层的纱窗。小猫儿在阳光下舒服地躺着，轻轻地叫着，而那两个孩子则被欣喜融化了，他们已经感觉不到其他的外部世界，全部心思都在小猫儿身上，轻轻地用手指摸摸猫头，触触猫鼻子，揪揪猫爪和猫尾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道擦去额上的汗，不知道口渴，也不知道时间在飞快地过去，更不知道就在离他们只有三米远的地方，在窗外那根大杨树的树干上，在杨树叶的浓荫里，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们。
捉住小猫儿的第三天仍然是晌晴白日，两个孩子照样在两屉桌上晒小猫儿，一切都和头一天一样：关上房门，打开纱窗，把小猫儿放在桌面上。他们俩也趴在桌面上，两个脑袋攒在一起，逗着小猫儿，把一切都忘了。就在这时，他们觉得似乎有一片阴影在阳光中闪过，紧接着，一个又大又软又重的东西从窗外飞了进来，“噗”的一声落在桌子上。两个孩子还没来得及抬眼看看那是什么，耳边就响起一声让人恐怖到极点的嚎叫：“呜-哇——哇——啊哧”。他俩顿时觉得背上，后脖颈上，后脑勺上的毛发都乍起来。他们不约而同地，下意识地向后退去，一直退到门边才“恢复了视力”：在两屉桌上是一个看着很可怕的东西。极度恐惧往往使人在瞬间丧失辨别能力，王小三一时没认出桌子上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思维能力：那个怪叫着的可怕的东西是在附近几条胡同里出了名的野猫“大麻花儿”。
“大麻花儿”是一只公狸猫，大得吓人，灰里透一点儿褐色，全身布满了近乎黑色的麻点儿，这就是“大麻花儿”这个名字的来历。这是这一带野猫的头领，强健，矫捷，狡诈而凶狠。不论是大院儿里还是平房大杂院儿里的大多数人都认识它，有时大人吓唬小孩就说：“别哭了，大麻花儿来了。”小女孩儿赌咒时也提它：“我要是说假话，就叫我碰上大麻花儿。”
“大麻花儿”这时已经完全变了样：它浑身的毛都乍起来，强烈的逆光给它镶上了一道耀眼的亮边，两只耳朵背向脑后，大张着嘴，皱起的鼻梁和翻起的嘴唇把两只眼睛挤成了一道缝儿，张开的嘴里可以看见半截粉红色的舌头和两对慑人的虎牙。北京后句老话：横的怕混的，混的怕不要命的。“大麻花儿”拉出一幅跟人拼命的架势，它一声接一声地嚎叫着，这叫声唬得那俩孩子把脊背紧靠在房门上，一动都不敢动，连呼吸都困难了。
在“大麻花儿”身后的窗外，在明亮的阳光里，在那根横过小二家窗户的杨树干上站着野猫“左派”。
“左派”看见“大麻花儿”镇住了那两个孩子，就轻轻一纵身，跳上小二家的窗台，往前迈两步，到了桌上。它一声不吭，一秒钟也没耽误，低头叼起一只小猫儿，转身，上窗台，再一跳，消失在杨树的树荫里。这时，“大麻花儿”不叫了，嘴也合上了，身上乍起的毛都顺了下来，两只耳朵又重新竖在脑袋上，只有两只黄绿色的眼睛还恶狠狠地瞪着两个孩子。它和孩子们对峙了几秒钟，然后象“左派”一样，低头叼起另一只小猫儿，用同样的动作跳出窗外，尾巴一闪，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王小三觉得过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整个过程没超过三十秒。等两个孩子缓过劲儿来，扑到窗前向外张望时，那条窄窄的空地上除了在阳光下一动不动的杨树外，什么也没有。
沮丧，沮丧到了极点。两个孩子像霜打的柿子一样——蔫儿了。他们垂头丧气地对坐在单人床上。张小二不断地重复着他的问题：“左派”怎么会知道小猫儿在他家呢？王小三当时想的不是这个，他叮嘱张小二，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要是让院儿里的孩子们知道了，他俩就会成为全院儿孩子的笑柄：嗬，真逗嘿，俩大活人让小猫儿给治了。那他俩在院儿里就栽大面儿，跌大份儿了（“面儿”是北京话“脸面”，“份儿”是“身份”。“栽大面儿，跌大份儿”就是丢人现眼，被人看不起）。但王小三那天晚上却一直在想张小二提的问题：“是啊，左派怎么知道小猫在小二家呢？”
两个孩子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在分手时商定得机会还要再去抓一只“左派”的猫崽儿。但是，王小三第二天观察的结果让他们彻底死了心。“左派”已经长教训了，它不再是一次叼出所有的小猫儿晒太阳，而是一次只叼一只，等这只晒够了，再叼回去换另一只，虽然费时费力，但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不过男孩儿们很快就忘了这件事，更何况没有几天就开学了。
十一年后，也就是1976年，在工厂里当工人的王逾辉（就是王小三，他是54年生人，属马，他父亲就给他起了个周王八骏的名字）喜欢在工余时看报纸。那时候工厂里各班组都有报纸，象《北京日报》，《工人日报》，《参考消息》，共青团的《中国青年报》等等。王逾辉最喜欢看《参考消息》。七月上旬的一天，《参考消息》上登了一篇报道，称七个武装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以色列客机和机上的一百零五名犹太人人质，并胁迫飞机飞往非洲的乌干达。以色列政府派出一支突击队，乘三架大力神式运输机，在敌对领空飞行两千多公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击毙了所有的劫机者，仅以突击队长约尼-内塔尼亚胡阵亡的代价，成功解救了一百零三名人质。这次救援行动震惊了全世界。王逾辉看完报纸，心里想：以色列人真没说的，干得真漂亮。随后又加上一句：就像当年那两只野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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