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只角弄堂  (上海的故事)

下只角弄堂集中在南市，闸北，和杨浦一带，上只角弄堂在沪西一带原来的法租界，坐落在树木扶疏的林荫道上，曲径通幽，安静闲适，款式有英国都铎式西班牙式维也纳式地中海式，整条弄堂也只有七八幢独立洋房，每幢都隔开令人尊敬的距离。弄堂口有大铁门，看门人住在某幢房子的汽车间里，负责维护打扫和盘查进出人等。

每幢房子都有花园，铺有草坪，种了月季和蔷薇，篱笆是细细的竹竿编成，隔开路人窥探的眼光。房子是钢骨水泥，有宽大的阳台和落地窗。房子里配有钢窗煤气卫生设备，水柳木地板是每两个月打次蜡，由住在汽车间阁楼上的佣人负责。

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人总归有点身家，不是资方代理人就是吃定租定息的，或者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有亲眷从香港寄猪油罐头来的。不是大学里的教授就是坐写字楼，受过良好教育的，早年从圣约翰震旦沪光交大复旦毕业的，再推板的话一张野鸡大厦大学的文凭总要有的。从这种弄堂里出来的男人注重仪表，出门必定是衣装整齐，行头讲究的。

春秋天是培罗门的新式夹克两用衫，裤脚线毕挺是可以用来切大头菜的，冷天是华达呢冬装，外套粗呢大衣，夏天是也不会赤了膊摇把蒲扇坐在后门口的。一只头呢，是必定要到南京理发店剃的，那儿花露水是尽洒不动气，不需另外收费的。皮鞋是英国式三接头，像电影里厢卓别林穿的，虽然有了年份还是擦拭得光可鉴人。对随身物事的品牌是大有讲究的，有空喜欢跑跑寄售商店，代步的脚踏车是蓝翎牌的，口袋里插的是派克钢笔，手表最好是罗莱克斯或者欧米加，再起码也要有只菊花牌。

住在这种弄堂的女人大都是不工作的，互相称呼不是某师母就是某太太的，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也是要别苗头的；她的皮鞋是中百一店买的我的是蓝棠定做的，她的头发是在转弯角上理发店吹出来的，而我是非白玫瑰美容院不进去的。还有，现在啥人再带像伊那种九九金的戒指？像个宁波乡下刚刚跑出来的。我手上这只白金戒指价钱至少是她的三倍，但是不会弹眼落睛，不会给人当个暴发户，家教如此没有办法的。

这种弄堂里跑出来的小孩子大都是乖巧文静的，细皮嫩肉衣衫整洁，虽然功课不错，但碰到烟纸店的那种野蛮小鬼，男小囡打起相打来总归吃瘪的。女小囡在学堂里免不了要被叫成小妖精的，只怪做爷娘的太当宝贝了，给她烫了头发穿了布吉拉，下了课是要去学钢琴跳芭蕾的。

吃过夜饭弄堂里就响起车尔尼二九九练指法一片，叮叮咚咚，彼起此伏，夹杂了某个男小囡杀鸡般的小提琴声。大人们在会客间里接待朋友，叉叉麻将，打打桥牌，啜饮立普顿红茶，互相称呼英文名字过过瘾头；叫鸡，屁得，妈里，谈论一下老大房的鲜肉月饼没有以前好了，红房子的烙蜗牛从菜单上消失了，哪爿寄售商店有只莱卡照相机，要不要去吃下来？或者兴致来了，把正在拉小提琴的男小囡从从吃饭间里叫过来，给大家表演一段新练的小夜曲，照例先是扭扭捏捏，照例男人板起面孔，照例拉得慌腔走板，照例听得大家肚肠发痒，照例如释重负地鼓掌，照例男人女人满脸得色地谦虚一番。

生活真是美好，住在花园洋房弄堂里的生活尤其美好，像加了糖精片的仑乔糕，像放了桂花糖的赤豆汤，像正宗的凯司令奶油蛋糕，像过期的杏花楼猪油百果月饼。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童话般的日脚不会天长日久地过下去。

然而，在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结束了。

差不多每家人家都被贴了大字报，原来乌龟都是和王八住一起的，这个是国民党特务，那个是漏网的地主分子，这家的女人以前是交际花，那家的女人是资产阶级少奶奶。来抄四旧的敲锣打鼓弄得跟过年一样闹猛，书画琴谱堆在弄堂中央，整堂的红木家具被劈了生火，那可比煤球耐烧得多了，烘起山芋来保证是白皮糖心的，一弄堂烈火熊熊黑烟滚滚。

精心着了颜色的结婚照被撕碎了扔在垃圾桶里，珍藏的维也纳乐队唱片被人从三楼掼下来，像一只只黑色的乌鸦飞过弄堂上空，斯坦维钢琴被搬到弄堂口任凭风吹雨淋。家家战战兢兢，人人苦胆吓破，女人早上出门夜里被剃个阴阳头回来，男人进出弄堂不敢抬头，走路保持九十度姿势，直到碰了鼻头再转弯。上吊的有跳楼的有吃安眠药的有投黄浦江的也有。男小囡去买酱油时被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堵在马路上吃耳光，女小囡赤了脚从学堂里回来，哭诉同学硬劲讲伊穿的是尖头皮鞋。

造反了，乾坤颠倒了，原来住在汽车间里的，对面棚户区的，门锁一撬就硬劲搬进来了，没人敢置一词，周围亲戚朋友被扫地出门不止一家二家。从此‘这块拉块’的江北口音在会客室吃饭间里讲起来了，木拖板的的笃笃地在打蜡地板上响起来了，蹲坑蹲到抽水马桶上了，楼梯过道里的灯泡没有了，各式各样的杂物堆在房门口了，花园荒芜了。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再过一阵，男人关进牛棚去了，男小囡被动员上山下乡去了。只剩下女人和小姑娘，像两只老鼠般地悄无声息地缩在一偶，不晓得还有啥个花头劲再会出来。

如果没有沧桑还叫啥历史？住在花园洋房弄堂里的人们知道了某个大人物再打个喷嚏就可以把他们连根拔起，所以看得开了。古话还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动荡中能保全性命，有口粗茶淡饭吃，在上海的上只角还能保有一间房，已经是万幸了。

奶油蛋糕的日子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咸菜泡饭的日子还是得一天天地过下去。女人放下身段到里弄生产组糊纸盒绕线圈，赚六角三分一天的工钿，下班去菜场里买两条猫鱼回来养活自己和女儿。 女小囡赖在家里不肯去插队落户，书没读了，运动也没份参加，唯一能做的是躲在家里练琴，希望有一天额角头高进被文工团招了去，狠了命一天练八个小时。当然不能大声，钢琴里面的钢板蒙了毯子，外面再用棉花胎包起来。

在那段时期，数理化的学习和研究停滞了，却阴差阳错地出了很多野路子人才，阿狗阿猫一窝蜂地都学起小提琴和钢琴来，学画的人也不少，开始时是临摹伟大领袖像和粗胳膊工农兵的宣传画，很快就不满足了，最先在地下流行传看的画册是俄国巡回展览派的列宾和苏里柯夫，临摹希施金和列维坦的风景画，画册大概是从抄家物资的仓库里夹带出来的，或是从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偷出来的。一本苏联的艺术杂志‘星火’能用黑市价二元人民币买到，而二元钱是一家人一礼拜的菜金，三四个人可以在老正兴饭店吃一顿响油鳝 糊，或在工厂的食堂能吃上十几块大排骨。

物以类聚，方圆几个街区画画的人互相认识了，一起背了画夹到郊外写生，在苏州河上画船民的肖像，骑了脚踏车穿过整个城市去朋友家看一本珍藏的画册，在荒芜的花园里自己动手翻铸石膏像，半夜里去曹家渡吃生煎馒头。或者，有谁搞来一张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唱片，被严格筛选过的，或受到特殊邀请的朋友乘黑夜摸进门，拉紧窗帘，连门缝都用棉被堵住，像从事地下活动般的。

在一只小支光的电灯泡下，一屋子的年轻人屏气敛息地听着激越又缠绵的音乐，随时可能有警惕性高的邻居去报告居委会，随时可能有工人纠察队破门而入，随时可能被派出所抓去按上个‘开地下黄色音乐会’，这个不大不小的罪名足够把人送去劳教几年，如果碰上严打，坐牢或送掉性命也是可能的。

男小囡原来在皖北凤阳插队，吃不饱饭受不了寂寞逃回上海，屋里只剩一间房，再也放不下一张床，只好夜里在地上打地铺，白天再把被褥卷起来放在床底下。平时发疯似的拉小提琴，坐上饭桌时胃口好得惊人，一块榨菜两条酱瓜可以下两大碗白饭。那时一切米面油糖副食都凭票供应，老鼠都没有隔夜食，而上山下乡的人户口迁了出去是没有份的，家里很快地吃不消了，住在花园洋房里的家庭开始为一粥一饭开始鸡狗不宁，虽然还没下逐客令，但那意思也差不多了。

直到有一天男小囡和小提琴一起失踪，大家以为他回皖北乡下去了也没在意。过了几个月，他突然被公安局递押回来，剃了个光头，送交居委会严加看管。原来他并没回皖北，而去了深圳边境，在偷越国境时被抓住，坐了几个 月牢再被送回来。从此每天清早看到他拿了把大扫帚扫弄堂，脸朝地下不看人。再仔细观察的话，在剃光脑袋上长出的薄薄一层头发茬子，同时还有青色的胡子渣，眼睛里的神色是又无奈又倔强。有时夜深人静，在隔壁小学操场上响起小提琴乐曲，琴声呜咽幽怨，如泣如诉，听得人心酸。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说：隔壁操场上有一只鬼在哭。

过一阵，这只‘鬼’又失踪了，弄堂里传说他再一次走上偷渡之途，没有被送回来在某种意义上给人一个想象的空间。家人对一切探询都守口如瓶，派出所上门几次也不了了之。那时运动已近晚期，人们看了太多的昨是今非，心态都有点疲倦，这么一桩叛国投敌的案子竟然放过去了。

直到几年后运动结束，有人去香港探亲回来，言之凿凿地说看到过他，在九龙大埔道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卖咸黄鱼，娶了个面孔像鞋底板似的广东娘子，养了两个拖鼻涕的儿子，小提琴？是碰也不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