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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武野先生
1985年春天，东京都山手线新桥站乌森口外，新桥大厦内，朝日文化学院。我担任该校暑期短期中文学习班的老师。该来的学生都到齐了，多数是我的普通班的学生。可是有一位年长的人却看上去生疏。他穿着一身浅褐色的西装，笑容可鞠，有一种亲切感。我还是象往常一样，一边讲解课文，一边不时地向学生提问。当我提问到这位老先生的时候，他用字正腔圆的中国话，慢慢地回答我的问题。
授课结束以后，学生们纷纷离开教室。那位老先生却向我走来，拿出一张他的名片给我。从他的名片上看到他是山下武野先生，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叫山下大岛秋田法律事务所， 位于千代田区霞关。霞关是日本政府首脑部门的集中地。警视厅，外务省，总理官邸等都在那儿。
他说："先生，我可以邀请您一起喝咖啡吗？" 我欣然答应。
于是我就随着他来到了一家咖啡店。店里人很少，我们选了一张桌子，从那里可以眺望街景。后来我才知道，这间咖啡店就是山上饭店的一个部分，位置在饭田桥附近。
我看他的眼睛中闪着兴奋和期待的光彩。
他说："先生是否可以做我私人的中国语老师？"
我说，"当然可以。"
他很高兴。他告诉我他今年73岁。他5岁随他父亲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5岁回到日本，曾经在中国大连和锦州待过30年。
“那么您在中国干什么工作了呢？”
“小时候在大连上学。后来在满洲的锦州邮电局工作。”
于是他告诉我，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征兵，由于他身体不好，有肺结核，日本军队不要他，所以他避免了被征兵的命运。他一直在锦州邮电局工作。
我们谈到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制度，政治和思想体系。他很活跃，思路敏捷，兴致勃勃，虽然73岁了，但是看上去远远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看得出他性格爽快乐观，具有一种难以置信魅力。
两天后的中文课后，他邀我去虎之门奥库拉饭店喝咖啡。然后带我去他的法律事务所。他的事务所的附近就是日本的国会议事堂，离当时的中曾根总理大臣的官邸只有几百米。这里是日本的心脏。
在他的法律事务所里我被待为上宾。他把我一一向他的事务所中律师和工作人员介绍。当我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时，一眼看到墙上有一幅铅笔画像。画的是山下本人。他告诉我这是他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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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武野先生自画像(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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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一天，应山下先生的邀请我访问了他的家。我一进门就看到他的夫人静子。她告诉我，知道我来，山下今天高兴得像一个小孩儿一样。山下先生的家在东京都练马区石神井町。这是一个独门独院。两层楼房，四周是院子，很宽敞。院子里是日本式的剪得很整齐的树木和花卉。进到屋里有几个房间，一个细长的楼梯通到楼上。我被让到楼上，招待日本煎茶。这个房间很大，是楼下所有房间面积的总和。四周都是窗户，很明亮。我就坐的沙发对面墙上，有一个金属架子。架子上面摆放着音响设备和很多像册。开始时山下先生给我讲了他周游世界的一些经历。把他的像册拿给我看。当旅游的话题结束以后，他给我讲了一个他在中国的故事。
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的军队已经缴械投降，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平民住在锦州。9月份锦州一带山下住的区域发生了反对日本人的中国农民暴动。这时候山下的夫人静子带着三个孩子逃到日本人住宅区附近的日本人女子学校，远近各地的日本人逃到这儿避难的人很多，女子学校中已经聚集了两千多日本人。山下也到了女子学校。由于情况紧急，外面四处全是暴动的农民，日本人的邮电局长叫山下去警察局（伪满洲国警察局）报信。于是山下穿上破衣服，离开女子学校顺大路去警察局。这时候路上有很多暴动的农民，但山下没有被认出来。他到了警察局，里面没有一个人，警察全跑了。他再回日本人女子学校有困难，因为暴动的农民越来越多，堵在路上。山下只好去邮电局。到了邮电局，里面只有山下在邮电局中的中国同事刘宝瑞一人。刘宝瑞见了山下忙说：
“科长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会被他们杀掉的！快跟我来！”
刘宝瑞把他带到地下室，叫他藏在一间房子里用邮件袋盖上他，然后刘宝瑞从外面用钥匙反锁上。之后刘宝瑞说要去看看山下的家，就走了。
刘宝瑞走后，来了许多人搜查邮电局，说是邮电局里进了日本人，不知道藏在哪儿。人们从上到下找遍了所有的房间。当暴动的人们走到藏着山下的房间的时候，看见上了锁，用手拉了半天也没有拉开，就算了，呼噜呼噜地都走了。
山下在那间房间中盖着邮件袋睡了一天，到晚上醒来想出去，可是门反锁着，他无法出去。于是一边大叫一边使劲推门。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给他开了门。这个人也是邮电局里的中国职员，他看见山下很惊讶，说：
“科长怎么在这儿？”
山下辞别了这个人趁着天黑摸回女子学校。
第二天才听说，刘宝瑞头天从邮电局走后，到了山下的住宅。那时正是暴动的农民包围了山下的家要抢东西。刘宝瑞拦着他们大声疾呼：
“住在这儿的日本人是一个好人，不要抢他家的东西！”
正说着从人群中有人开枪打中刘宝瑞的胸膛。有人说是苏联人开的枪。当别人把刘宝瑞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中的日本护士已经全部集体自杀，医生已经逃走。刘宝瑞就这样失血过多死去了。
山下先生接着说，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曾经给中国大使馆打过电话，问讯是否能找到刘宝瑞家人的下落。中国大使馆的回答是无法帮助办理这类事情。
山下先生每年都要在他家里祭祀刘宝瑞。他的心愿是能够了解到刘宝瑞家人的下落，尤其是刘宝瑞夫人的情况。他希望能给她一些经济上的援助。
听了这个故事，我深深地为刘宝瑞的行为所感动。我说：
“我也许可以协助您查找刘宝瑞家人的下落。”
我又接着问,
“为什麽刘宝瑞在那样的情况下舍命救您和保护您的家呢？”山下告诉我，在邮电局他所管理的投递科中，他对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视同仁，所以同事间的关系很融洽。他经常请中国雇员们到他家做客。当时物资很紧缺，他所能够拿来招待的东西只是白糖水或者茶。中国人雇员也喜欢到他家坐坐，谈谈邮电局里的事或是唠唠家常话。这样的事曾经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注意，还以为他和日本的左派组织有什麽联系，为什麽山下家总聚集着中国人。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山下和左派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也就作罢了。山下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欺压中国人的军国主义政策很反感，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照顾他周围的中国同事。刘宝瑞就是他家的常客。
虽然这个故事早被战争和岁月淹没了，除了当事人以外没有人知道，而当事人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刘宝瑞的行为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高贵的品质。在中日战争的排山倒海的主流浪潮之中居然还有这样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友好的故事，真是令人感动。
我继续问：
“您是如何回到日本，又是如何走上从事律师事务的道路的呢？”
山下告诉我，当他回到日本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国的轰炸机炸成一片废墟，从皇宫可以直接看到大海。美军占领了日本。他一开始卖菜，而后走街串巷卖项链和耳环。他，他的夫人，三个孩子，三个妹妹和老母亲一共9口人靠他一个人养活。他的大儿子是先天性小儿麻痹。一家9口住在一间8帖（1帖大约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中。
山下说他比同时代的日本人有超前10年的社会洞察力。他感觉到战后日本立足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掌握英语。于是他以35岁的年龄开始学习英语。在战争期间的日本社会中学习英语是禁止的，因为英语是敌国的语言（何等愚昧！）。为了学习，他的衣服的上下口袋里揣的都是用橡皮筋捆住的一打一打的英语单词纸条，走路时都在背英语单词。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人的广告，山梨县的美军基地要招一名翻译，于是他就去应试。那时候招一个会讲英语的日本人似乎很不容易，所以他被接纳进去。正好有一件工作，美军基地的长官要和当地日本山梨县的县长商谈有关驻军的给养问题。于是请山下做翻译。可是在会议桌上，山下张口结舌根本翻译不上来，这使他万分地尴尬。不过还好，美军的长官看他积极学习的态度，决定让他留下来，给他学习的机会。
山下觉得必须找一个长久的谋生之道，以便养活他的家人。于是决定自学律师课程。日本的律师制度是要经过国家统一考试，这个考试的难度很大，一般四年大学法律专业学习之后，才具备起码的知识开始准备参加考试，考试成功的比率是大约3%。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资格并不是参加考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自己认为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都可以参加考试。山下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学过法律。但是他从38岁开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读遍了法律有关的书籍，经过了两次考试，在42岁那年最终通过了日本律师的国家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
42岁的年龄，没有任何一个律师事务所愿意招收他。所以他一开始站在街上作义务法律服务，在东京新宿的街头替没有钱打官司的妓女等作法律服务。他爱打包不平。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愿意请他去，但是条件只是让他使用该事务所的中的一个桌子，自己在那里办公，不负责他的工资。这就是他从事律师工作的开始。有一天，这个律师事务所遇到一个棘手的案子。一家大阪的公司欠东京的一家公司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事务所派人去了多次也没有结果。案子几个月得不到解决，客户三番五次催促，催得事务所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于是想起来让山下律师试一试。山下到了大阪，三说两说就把这件事办成了，巨额的款子很快汇入客户的银行账户。这件事使得律师事务所对山下刮目而视。
随着他在诉讼案子上的实绩和信誉的增加，客户也越来越多。后来他自己独立出来，成立了山下法律事务所，专门从事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商业诉讼和合资法律事务。他的英语也从入门到精通的地步。他是日本老一辈律师中为数很少的几个能讲英语的律师，他的事业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植根于战后日本的社会中。
我对山下先生的中国语个人教授以每周一次的频度进行，有时我到他家去，有时约到其他地方。他学习的非常认真，每次使用录音机录下来，并且把句子写在纸条上。
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学习，学习结束以后，他带我去总理官邸地下室里的一个食堂吃饭。在那里一碗面条才200日元，而在外面街上要500日元。所以他开心地对我说，这是他发现的秘密。谁也没想到堂堂的总理官邸，你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在工作人员食堂吃饭，而没有人问你。他对我说：“在中国的时候，我最喜欢在街边的小店吃饭。店里跑堂的伙计，穿着油渍麻花的衣服，端上来汤的时候指甲缝里带着油泥的手指伸到汤里面，但是那汤才最香。”他说着，喜形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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